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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4:27作者:苗华寿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季刊2001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新世纪之初成立的新型地区性组织,是“上海五国”机制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它的成立必将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1年6月14日至15日,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国家元首在中国上海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庄严宣告六国间地区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同时,六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决定接收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作为完全平等成员加入“上海五国”的《哈、中、吉、俄、塔、乌六国元首联合声明》。这标志着“上海五国”机制已完成了其历史性的飞跃,使六国睦邦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也必将对维护和加强中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深远。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上海五国”机制的继承和发展 

  1.“上海五国”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五国所处时势的需要 

  “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实际起源于旷日持久的中苏边界谈判。随着苏联的解体,中苏两国之间的边界谈判就变成了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四国为另一方的五国双边谈判。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 了首次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同时决定五国元首每年举行一次会晤,使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得以正式建立并开始启动。1997年4月24~25日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五国合作机制。这一机制就被称作“上海五国”。

  2.由会晤机制到合作机制的转变表明“上海五国”已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合作层次 

  1998年7月3日在哈萨克阿拉木图五国元首举行的第三次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五国愿在上海和莫斯科两个协定的基础上“扩大和加强多边合作”,并“同意根据需要 举行专家级、外长级、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间的会晤,研究确保中亚和整个亚洲大陆安全和扩大合作问题”①。这就使“上海五国”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完成了将五国元首会晤由五国双边转变为五国间的多边会晤;二是完成了会晤由单纯讨论边境地区军事信任与裁军问题转变为讨论五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使“上海五国”实现了由会晤机制到合作机制的第一次的重大转变。从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和杜尚别的五国国家元首的三次会晤及签署的三个声明看,五国间的多边谈判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大,不仅涉及五国边境地 区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涉及五国地区和世界的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等问题,表达了五国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加强地区安全与推进五国经济合作的决心。

  3.“上海五国”机制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区和特殊的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机制,是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型地区合作模式的创举 

  特殊的时期是指,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中俄哈吉塔五国都面临着振兴经济、赶超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浪潮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艰巨任务。因此,五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都需要发展同周边国家多方面的合 作,以尽快实现国家的振兴。

  特殊的地区是指,在本地区,尤其是在中亚及其邻近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武器偷运、贩卖毒品和麻醉品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猖獗。上述三股势力和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对本地区各国的安全都构成严重的威胁。

  特殊的条件是指,在国际上,五国面对的形势:一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两大趋势的加速发展推动着国际局势继续缓和。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旧的军事集团仍在不断扩大和强化;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有的大国渴望建立一国主宰的世界体制,力图建立新的反导防御 系统,破坏战略平衡和世界稳定。

  特殊的机制是指,五国都需要和平及稳定的周边环境,以便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五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及外来力量的挤压。五国的处境相同,观点一致或相近,这就促使五国能在“上海五国”机制的框架内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彼此合作,并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上海五国”这一特殊的机制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新型国家关系是指,要遵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和分歧”的原则,②发展相互信任的睦邻友好关系,团结协作,求得共同发展。

  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是指,要遵循“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③,而坚持大小国一律平等以及高举和平与合作旗帜、不针对第三国、开放性则是区域合作的原则和基础。

  “上海五国”机制是从解决边界问题开始,以维护共同安全为主轴,逐步注入政治经济合作的内涵,而成为一个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同时,它也是一个由国家元首会晤机制逐步转向一个地区合作组织的。因此,它既是至今国际安全与合作领域的一个创举,也是国与国之间合作的一个揩模。

  4.“上海五国”有着向“上海合作组织”转变的坚实基础 

  “上海五国”机制5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边界问题基本解决。至今除了中国同塔吉克斯坦之间有一段边界走向未定,以及中国同俄罗斯在极个别地段(岛屿)的边界尚待解决之外,其它已全部得到解决。

  (二)相互关系的基础业已奠定。《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不仅消除了中国与四国之间的敌对和紧张,同时也已被“上海合作组织”确定为其“各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基础”④,并确定要将这两个协定作为制定《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基础文件。

  (三)合作机制已逐步趋向完善。除元首会晤机制外,还在“上海五国”框架内建立起五国执法与安全、国防、外交等部门领导人的会晤机制,同时,各国还任命了自已国家的协调员,由他们组成了国家协调员理事会,为即将成立的合作组织提前作好了组织准备。

  (四)国家关系稳定发展。在不结盟、不对抗、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上海五国”已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上海五国”进程不断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

  (五)为共同反对“三股恶势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国元首1999年比什凯克会晤和2000年杜尚别会晤一再明确表示,“决心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主要威胁的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要“尽早制定相应的多边纲要,签署必要的多边合作条约和协定,定期召开五国执法、边防、海关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会晤,视情在五国框架内举行反恐怖和暴力活动演习。”⑤

  (六)为在五国框架内理顺和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提供了条件。在杜尚别声明中,不仅“鼓励在五国框架内理顺和发展经贸伙伴关系,包括改善本国投资和贸易环境”,而且还要“为五国与其他国家的公民和企业进行正常商业活动、解决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纠纷提供有利条件”⑥。

  二、“上海合作组织”是国际合作的光辉典范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跨欧亚两大洲,疆域辽阔,资源丰富,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它倡导的新型安全观、国家关系和地区合作模式,更具吸引力⑦。而在“上海五国”进程中所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既是“上海合作组织”处理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受。

  1.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和分歧”的原则⑧,必将成为连接六国人民友谊、维护六国利益的坚强纽带,同时也会成为推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的积极因素,并将为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2.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平等互利、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平与合作、不针对第三国、开放性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推进区域合作的原则和基础。它既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将为国际社会开展新的区域合作树立榜样。

  3.新型的地区安全观和安全模式。“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五国”进程中所确立的“建在相互信任、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的新安全观,”⑨有利于加强相互理解,增加透明度,促进友好往来,建立睦邻友好的边界。而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以和平方式和对话协商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不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对维护国家、地区和世界的安全、稳定和推动相互关系的发展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坚持“冷战思维”、热衷于强化军事集团、动辄进行制裁,企图通过推行强权政治建立单极世界的国家也将是一个有力的制约。

  三、“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前时代精神的鲜明体现,具有广阔、良好的发展前景 

  第一,它有牢固的基础。一是有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两个协定;二是有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共同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这两条作为基础,各国在今后解决国际和双边关系重大问题时就能始终以“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精神行事。

  第二,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上海合作组织”自宣告成立以来业已显示出,它肩负着各成员国人民的重托,蕴含着世界各国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人民的期望,充满朝气与活力。它已成为地区安全和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形势的发展必然会向这一新生的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它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完善。因此,这一组织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它有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地区合作模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既可以阻止外来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国家的统一,又可以倡导多方面的合作,从而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好处。对双边和多边关系来说,它不仅可以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而且能促成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的建立。对地区来说,它可以通过联合打击跨国犯罪势力,消除地区热点的形成。对全球来说,它既能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又能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在新世纪之初成立的新的地区性组织,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在其征途上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我们坚信,只要立足于欧亚地区的实际,高举和平与合作的旗帜,坚持“上海精神”,不断探索,加强团结与协作,“上海合作组织”就一定能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效的地区性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捍卫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注: 

  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8年7月4日

  ②③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国家元首比什凯克声明》,《人民日报》1999年8月26日

  ④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人民日报》2001年6月16日

  ⑤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国家元首杜尚别声明》,《人民日报》2000年7月6日

  ⑦《睦邻友好光辉典范——热烈祝贺“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人民日报》2001年6月16日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完稿于2001年6月29日)

  FROM THE SHANGHAI FIVE TO THE SCO by MiaoHuashou,a SeniorResearcher from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Asian Social Development,the State Council's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Miao was a Participa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June Summit.His article,while bearing a natural resemblance to Xia's article by its structure and language,has its own style.Miao holds that the evolution from a meetingmechanismto a cooperative one marked thatthe Shanghai Five has entered a newstage of cooperation at a higher level.The previous Shanghai's Five was a special mechanism established in a special period,in a special region and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with a brand-newtype of state-to-state relations.So,it set a firm basis for its final transformaition into SCO.Specifically speaking,this basis was composed of 6 factors.They are:the basical solvement of border question,the settlement of mutual relations,the gradual shaping of a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among relevant countries,the common desire for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hree evil forces and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formana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and partnership amongthese countries.Miao says thatthe SCO is a bright exampl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s reflecting the spirit of our epoch.

  来源:《和平与发展》季刊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