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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4:37作者:胡延新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01年第7期

  1996年始于上海的“上海五国”进程,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关系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必将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在新世纪的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忆往昔:上海五国机制成果显著 

  “上海五国”是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上出现的一个新的合作机制,是时代的产物,是五国面向新世纪积极谋求互利合作、地区安全而不懈努力的结果。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聚会上海,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第一次首脑会晤,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 由此产生。以后每年分别在俄、哈、吉、塔召开一次成员国元首会议。2000年7月5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以观察员身份首次出席了杜尚别元首会晤。五年来,元首会晤的内容不断扩大、日益丰富,由边界问题逐步扩大到政治、安全、外交、经贸等各个领域。除元首会晤外,还建立了五国执法与安全、国防、外交等部门领导会晤机制。五年中元首会议签署的文件,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大丰富了当代国际外交和地区合作的实践,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上海五国”作 用日大,功效日显。

  首先,它掀开了中国同俄、哈、吉、塔等邻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大大增进了彼此间的睦邻互信,有力推动了五国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关系。“上海五国”机制的有效运转不仅使五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使世界上最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已成为紧密联结五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扩大了各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共识,促进了经贸合作的日益发展。

  其次,它不断深化了五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五国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方面的合作,有力维护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近年来,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活动猖獗,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生。在政治安全领域,中、俄及中亚国家均有打击三股恶势力、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现实需要。在《阿拉木图声明》中,五国元首明确表示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活动,承诺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活动。在杜尚别会晤中,五国元首一致认为,联合打击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是五国当前首要任务。五国将制定相应的多边纲要,签署必要的多边合作条约与协定,定期举行各国执法、边防、海关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会晤,视情况在五国框架内举行反恐怖和暴力活动的演习。五国正积极筹划组织中亚反恐怖中心,从而在中国西北,俄罗斯南部和中亚广大地区形成扼制和打击三股恶势力的有效的国际法网。

  第三,“上海精神”为新世纪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重要经验。“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 神”,为国际社会摈弃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积极因素。

  看今朝:“上海合作组织”责任重大 

  “上海五国”五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实效,就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进一步对它进行充实、发展和完善,它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同样也面临新的历史性机遇。2000年7月杜尚别会晤期间,五国元首已就此达成了共识,就是在新世纪和新千年开始之际,有必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上海五国”机制,逐步将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发展成五国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以便更加有效地联合打击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深化在政治、外交、经贸、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各国元首对“上海五国”机制充满信心,并就它的进一步发展、充实提出了积极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见。

  2001年6月15日,作为对“上海五国”机制的发展和创新,“上海合作组织”诞生了。它是在欧亚大陆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诞生并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的诞生不仅将在增进成 员国间睦邻互信、友好合作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实现了由会晤机制向区域多边合作组织的历史性转变,其关注的目光和范围从边境安全方面的合作深化为全方位的互助,成员国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实现了由政治声明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

  “上海合作组织”地跨欧亚两大洲,覆盖欧亚大陆约3/5的面积,人口约占全球的1/4,其辽阔的地域、丰富的资源、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地位,以及所包含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和文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倡导的新型安全观、国家关系和地区合作模式,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六国元首通过的宣言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以及在各个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各成员国将严格遵循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友好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坚持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对外开放,要同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保持友好联系和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明确提出,“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上海精神”,是本地区国家几年来合作的经验积累和宝贵财富,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

  “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明确了各成员国今后合作的方向和内容,其中将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视为首要任务。六国元首共同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表明各国在此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上海公约》还首次对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做出了法律上的定义,为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外,六国将采取联合行动,打击非法倒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回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中心”,以协调各成员国的行动。

  “上海合作组织”将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视为自 己的重大任务,明确表示,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是该组织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是各国团结协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后,各国都面临着振兴经济、发展科技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次上海六国元首会晤充分讨论了加强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的问题,明确指出,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制定长期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并签署有关文件。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还将在地区和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继续协调立场,加强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在这次上海会晤中,六国元首主张维护和遵守 作为战略稳定基石和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基础的1972年“反导条约”,反对在亚太地区部署集团型的封闭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支持关于建立中亚无核区的倡议,支持联合国在解决阿富汗冲突等国际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其主导作用等等。

  看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前程似锦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各成员国合作进程开始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上海合作组织”将会变成一个具有空泛国际影响和生命力的区域合作组织。

  作为这一组织的奠基人的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新生事物,今 后成长的路还很长。把它发展好、建设好,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充分道出了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心声。各国领导人普遍表示,将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有效运转积极努力。俄总统普京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在发展“上海五国”精神原则基础上,继承了过去五年的积极经验,而且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开辟了未来在多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前景。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哈说,“上海五国”成立五年来,为保障地区安全,加强彼此信任和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塔总统拉赫莫诺夫说,“上海五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不同文明和 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间睦邻友好、在各领域进行有效合作、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典范。乌总统卡里莫夫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这一事件将被载入国际政治史册。乌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致力于加强和平与稳定,推进彼此间开放性和建设性伙伴关系,应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贩毒等全球和地区安全挑战的多边合作机制。

  江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代表中国提出的增强开拓意识、坚持务实态度、弘扬团结精神和贯彻开放原则的四点意见,为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增强开拓意识强调不仅要借鉴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积极经 验,更要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六国特点和需要的发展路子。这是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的关键。坚持务实态度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为维护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建立比什凯克反恐怖中心、开展经贸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好这些工作无疑会给“上海合作组织”注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弘扬团结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永远保持凝聚力的根本所在。因为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问题都可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 则,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贯彻开放原则是使“上海合作组织”保持正确发展方向的重要前提。“上海合作组织”将积极稳妥地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条件成熟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吸收认同本组织宗旨与原则的有关国家为新成员。

  作为“上海五国”机制灵魂和核心的“上海精神”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符合本地区的现实,符合各成员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将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正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所说:“作为各国多年积淀下来的宝贵财产, 这种精神为解决在‘上海五国’基础上成立新的地区组织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来源:《当代世界》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