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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的展望——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定位与空间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4:33作者:冯绍雷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

  十年之前,上海合作组织的横空出世,成为欧亚大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令全球关注的大事。十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经历了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推动了区域跨国交往的扩展和深化,揭开了欧亚地区跨国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历史性篇章。

  历史地看,这一组织是在本世纪初欧亚地区面临新的发展和安全挑战的环境之中形成的,是在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宗教文明、不同国力大小和不同国内体制的复杂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一成长路径一方面表明了这一组织乃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历史性创举,而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组织的发展道路决不会一帆风顺。

  在这十年中,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继解决相互间的边界问题之后,通过种种条约为这些国家增进互信和确保安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与法律保证;构建了相当丰富多样的组织框架和机制,为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之间发展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使得这一组织的发展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多年来,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进程中,该组织的声音始终是转型中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十年来,世界的形势正在发生进一步的重大变化。

  首先,国际政治经济重心正在迅速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国际发展势头正在迅速出现。新兴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成长,正在成为这个转型中世界的竞争与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也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G20、金砖国家以及一系列全球的和地区的国际组织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上海合作组织则是这一领域的突出亮点。虽然,欧美国家无论在战略力量、经济实力、管理水平、体制影响以及思想文化的辐射力等各方面,依然在全球格局中明显占据上风,但传统工业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占权重正在下降,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正在逐渐地消退;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盟关系虽依然存在,但是内部相互依存度正在下降。

  第二,近十余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随着后冷战时期大国间结盟对抗现象的消失,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远不如冷战时期那样重要。但是,国家间实际冲突水平、频率和烈度,依然令人担忧。从 1999 年开始的科索沃战争、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 年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一直到最近的利比亚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都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这中间,一方面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猖獗、包括过度依赖镇压的暴政,使得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但 是另一方面,借反恐、反对镇压平民而实施的势力扩张政策显然已经成为强权的行为惯性。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因素还是一再以各种方式被作用于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其中,美国所主张的外交就是为了“推广民主”的信条,已经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重新被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在这样动荡而微妙的形势之下,中亚各国、俄罗斯、中国等国组织起来,以我们自己的合作行动避免外部势力对于我们所在地区的干扰,确保我们所在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区域 国际组织存在的意义。

  第三,最近这十年来,全球化推进下的正反两方面效应、若干强权附加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观意志及其被激发起的社会抗拒,使得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动荡、危机和非常规性事件层出不穷,“危机—反应”式的事态处理成为大国间国际交往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大国行为因突发性危机事件作用于地区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借助于重大危机来实现外交突破。“9·11”事件、颜色革命、天然气冲突、世界金融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动荡等等,几乎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危机—反应”式的事态处理特点。而上述所有这些事件几乎又都与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地区有着密切关联。从如何应对发生在这一地区的危机形势的角度来看,国际经验证明了这一国际组织存在的必要,同时,也给这一组织今后发展的前景设置了重重的考验。

  第四,从国际金融危机、日本大地震和海啸以及中东北非的所谓“革命”以来的局势变化看,当危机中的各国难以自保、客观上却又置身于各自原有的区域合作框架之下的时候,当美国也难以施展全球性的影响、不得不退而以经营若干地区作5为其战略重点的时候,在地区和次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与竞争,非常可能成为今后一个阶段国际事务的焦点所在。欧盟在原有区域框架已经力不从心、各国意见分歧 渐趋扩大之时,将竭尽全力力保维持区域合作进程,以免在全球竞争中沉沦;东亚地区的合作在遭受一系列天灾人祸的背景之下,特别是面临美国“重返亚洲”的重大战略调整的背景之下,也必将是一番新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上海合作组织所在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乃是大国间博弈的聚集地:在这一地区,北约与欧盟在过去十多年里经历了重要的扩张,目前只是处于间歇状态;而近年来,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大力提升影响力和聚合力,特别体现在对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三国海关同盟、包括欧亚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地区机构合作水平的提升上, 也将给上海合作组织带来一种新的外部环境;包括中亚国家要求实现自己的自主性建设、使这一地区免受任何大国主宰的愿望,也都给区域合作进程输入了新的动因。总之,“区域”概念在国际事务中的提升已是相当令人关注的事实。

  第五,新世纪以来,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势头迅猛,内部整合的水平有所提升,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继续上升,但是,发展和转型的方式正在面临深刻变化。俄罗斯正在进行有关“2020 年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讨论,中国正在进行从过于依赖海外市场转向海外发展和发展内需均衡式发展的战略大调整。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正在以不同方式进入所谓的“第二次转型”,以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并克服前一阶段改革进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政策陷阱”。这种发展机理和内部体制结构的变化,势必将对新兴国家、转型国家的外部关系带来不同含义的影响:虽然,体制变迁中相对权力集中的过程可能引发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敏感与紧张,但是,像中国这样从外延型发展转向内需和外部平行发展的战略,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迟缓国际紧张状态的有利因素。这是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背景。

  总起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更富有活力的发展与壮大,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阶段国际社会、地区层面、成员国各国内部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所规定的一个客观需求。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年以来,人们对于该组织本身的地位与作用也正在越来越具有客观清醒且富有远见的认识。

  鉴于该组织是在冷战后的一个特殊阶段建立起来的跨国区域组织,它已经在一系列区域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还不可能希望它立即就具备像欧盟、北约那样的老牌国际组织在长时间中所形成的非常成熟的内部功能和机制。因此,可以在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中,期待它在一旦发生重要的国际变局,包括本地区面临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发挥其所有预想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已经在较短时期内处理了那么多复杂的国际与区域事务的地区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是完全可以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体现出来的。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具有的不同国内国际背景,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功能定位,可能还会在增加政治互信、加强安全合作和深化经济交往水平等各个方向的相互交叉中被确认,而不会被简单地定格为或者仅仅是着眼于经济功能,或者仅仅是着眼于安全事务,或者仅仅是提升政治互信水平。这样一种状态既是由于所在地区的多种需求的客观态势所决定的,也是出于各成员国和各观察员国唯有在进一步合作中才能够寻求和发展出更多共同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理。

  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开始,就被其宪章定格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组织。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处于不同程度的进一步体制变迁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以,十年以来,不仅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有所扩大,吸收了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其正式的成员国,而且也吸收了蒙古、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作为其观察员国,以及吸收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作为其对话伙伴国。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扩展问题,在该组织已经具备了关于吸收成员国的一系列机制和程序的国际法规范的基础上,可以谨慎、稳步地推进,前提是既有利于各成员国在该组织框架之内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有利于区域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互利、正义、合作和稳定。就未来发展的态势而言,一个根本性的趋势是:上海合作组织地区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依然存在着巨大潜能。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各方相互之间互补性的经济与安全结构仍将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地区的发展。从经济的角度看,最近有学者提出独联体的发展有三个难题:粮食安全、创新经济、自由贸易区。实际上,这也正是今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相互之间可以发挥合作互补的优势之所在。从安全领域来看,该地区普遍存在着的安全隐患,包括美国宣布撤军之后以阿富汗形势为核心的地区安全问题,各国有着大量的共同认知,可以使之形成为安全合作的机制。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所奉行的“上海精神”,是这个新生国际组织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该组织的多边与双边合作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依托。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各成员国的诉求和利益,乃是这种精神的基本要义。非常重要的是,这种相互尊重的态度不仅在各自已经参与的多边或双边合作的构建过程中得到了体现,而且也在各自暂时尚未参与的成员国多边和双边关系中得以体现。这样一种本着协商求同的精神、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态度,为该组织的长远发展作出十分重要的铺垫。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还有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上文讲到过,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了冷战时期结盟对抗的紧张态势,但是,出于各种动机的意识形态惯性依然没有全然消失,有人还是习惯于用“输出民主”式的立场和战略来看待和处理这一地区的事态发展。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来说,发展市场经济、7推动民主体制,总的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不同的行进 节奏,不一样的内部和外部政策匹配,使得对于这一异常复杂转型过程,有一个被外部世界认知和接受的过程。苏联解体二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与西方国家良好关系的愿望不一定能够被即时理解和接受的前车之鉴,使得当地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改善相互关系的过程始终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因此,为了避免内部的转型过程受到过多的外来不虞之扰,为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存在着从“体制接近”走向“体制合作”的可能性。这一逻辑惯性的存在,至少将会以外部世界多大程度上愿意、以及能够客观友善地看待非西方国家的转型 事务,以及非西方国家本身将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地推进这一领域的改革为前提。总之,十年的经历对于势将担当大任的区域国际组织来说,还是一段非常短暂的历史。但是,在这样一段丰富的历史体验中,人们正在进一步看清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诸种动因与机理。

(责任编辑 常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2005JJDGJW039)的阶段性成果。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