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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西进”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5:42作者:连雪君文章来源:载李进峰,吴宏伟、李伟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摘要:中国“西进”战略是指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支点,上海合作组织地区经济整合为基础,欧洲市场为终端,将中国的经济力量向欧亚大陆有序地逐步展开,最终实现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和平衡中国国际战略格局的政治功能。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西进”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存在诸多的利益冲突,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合作的观念创新和交通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将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中国“西进”战略向欧亚大陆腹地的推进。 

  关键词:“西进”战略;上海合作组织 

  作者简介:连雪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与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注意力开始向西部地区和中亚乃至欧亚大陆腹地转移。在国内,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西部大开战略,旨在通过国家政策和资本的力量来扭转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问题和加强国家对边远地区的社会治理能力。在中亚地区,中国联合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试图加强地区合作解决威胁本地区安全与发展的极端势力,并将合作领域逐步向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拓展。那么,中国国内的西部大开发与中国的中亚战略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二者将向何处发展和面临着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推动两个战略的共同发展?本文将系统的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阐述。 

    什么是中国的“西进”战略 

  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而且在经济、民族、文化都有着较长的历史交流,汉唐时期繁荣的“丝绸之路”曾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与中亚乃至欧亚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隔几个世纪之后,作为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通过三十多年的现代化建设,逐步成为了一个经济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中国有能力重新审视和开发这条至唐末衰落的连接中国西部地区与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 

  (一)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与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西部地区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的战略后方,因西部少数民族的复杂性和远离中国政治中心,对整个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建国至今,中央高层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政策经历了地区间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均衡发展的演变。地区政策的演变是依据国内和周边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安排,着力点在于地区间以何种方式的发展模式能够提升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早年毛泽东在总结了前苏联的发展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论十大关系》,其中关于地区间的发展政策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沿海地区要支持内陆地区的发展;二是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从“一五”到“三线”备战建设期间,国家将投资的重点布局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重工业、能源交通和军工业等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2]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两个照顾大局”的地区非均衡发展和梯度推进战略思想,国家应先支持经济基础较好,交通和地理环境优越的东部地区先发展,然后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梯度式的发展,最终实现地区均衡发展。邓小平的地区非均衡发展思想在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3],实践也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功,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的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为重心的经济格局。然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和由此产生的众多问题,不仅导致少数地方省市对这种发展政策不满,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显然,地区非均衡发展政策和已产生的问题已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99年江泽民在西安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向全国发出西部大开发的总动员,次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领域的问题:解决地区间的社会发展不平等问题、吸引外部投资和统一国内市场、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加强生态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总体上来看,西部大开发可以被视为是一项关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的战略工程,目的是加快内陆经济增长、降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确保西部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从西部地区的开发历史来看,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试图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来弥合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潜在的社会断裂,加强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国家力图用政策和资本的力量扭转区域非均衡的发展态势,消除区域间社会要素流动的障碍,将西部边远地区更紧密地整合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推动国家的政治建设。 

  (二)中国的中亚战略 

  早期边境疆土纠纷的历史遗留问题和21世纪初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凸显,对于中国西部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中国通过寻求与中亚毗邻国家和俄罗斯的合作,建立了上海五国机制以及随后发展成为的上海合作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上海合作组织的期初性质是一个安全性的地区国际组织。然而,随着世界大国力量在中亚的介入,中国逐步意识到中亚地区的地理位置、能源储备、对中国西部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以及欧亚大陆的新格局都具有格外的重要性。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利益、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正在从单一利益向复合利益发展,这些不同的利益不是相互隔绝而是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在中亚的整体利益。[4]  

  客观来讲,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亚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具有真正经济意义上的重要性,反观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见表1)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通过深化与中亚经济合作来加深中亚国家和中国的紧密关系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同样,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提升是保证建立中国与中亚稳定健康关系和维持中国西北地区边疆稳定的重要条件。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战略重心也逐步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济合作与支持转移。总体来看,中国向西开放的重心注重安全与经济合作并行,通过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双赢的目标。 

  1 2010年和2010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前五名贸易伙伴

 

 国别  2001年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  

  2010年主要贸易伙伴国 

 中国  日、美、欧盟、中国香港、东盟  欧盟、美、日、东盟、中国香港
 俄罗斯  德国、白俄、乌克兰、意、美  中、荷、德、意、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  俄、意、德、瑞、美  俄、中、意、法、荷
 吉尔吉斯斯坦  俄、德、乌兹别克、中、哈  俄、哈、中、瑞、美
 塔吉克斯坦[5]  乌兹别克、俄、荷、哈、土耳其  俄、中、哈等
 乌兹别克斯坦  俄、韩、乌克兰、哈、美  俄、中、哈、韩、土耳其

资料来源:《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1)》,第46页。 

  (三)中国“西进”战略的特点与目标 

  显然,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对加强与中亚地区国家的关系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展开的,但共同之处是以经济发展的方式重塑中国社会要素在地理空间的分布格局。一国地区内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路径,不仅是源于国内经济政策、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等因素,而且与其具体的周边地区发展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亚地区与中国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沿海地区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与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80-90年代产业转移和资本的进入不无关系[6]。较之中国西北地区,中亚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潜力,且在过去中亚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滞后更多的是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造成了潜在的阻碍。然而,中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亚地区之间有着太多的交集,存在着对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共同需求,宗教文化和跨境民族的社会联系,地区极端势力的威胁等问题。对于这些需求和问题的治理是中国推进西部大开发与加强和中亚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西部地区与周边地区需建立一种内生区域化的互动的“生态”模式,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也要在人口、民族、生态环境同外部建构一种联系,激活西部地区的活力,促使西部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地区经济文化的增长中心。因而,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国的中亚战略应被置于在一个互动的有机系统之中,在经济政策的导向、地理空间的开发规划、思想和意识形态交流和政治互动等领域,都应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战略出发,以保持二者的协调有序发展。 

  综上,我们可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国的中亚战略乃至欧亚大陆的发展统称为中国的西进战略,以中国西部地区为支点,统筹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发展环境,建立一种互动的经济与社会的有机体系,最终实现欧亚大陆区域一体化。中国西进的目标是(1)激活西部的经济社会活力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中心和能够向地区外扩散的能力,产生政治“扩散效应”和“滴涓效应”;(2)构建西部地区的国际和国内战略体系,以平衡中国过度依赖围绕东部沿海经济形成的海洋战略重心,形成国内与国外战略一体化的整体格局。因而,中国西进战略不仅是要改变国内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要通过西部经济的发展来整合欧亚大陆,重塑经济地理空间的分布格局,在本地区建立对各参与国都有利的战略空间。 

    中国“西进”战略的发展动力与归属 

  上述可见,中国“西进”战略的两个层次——西部大开发和中国的中亚发展战略之间的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方式治理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贫穷问题和威胁边疆的不稳定因素,并将东部的文化、市场制度与意识逐步“融入”远离政治中心的西部地区,使资本能够成为政治的手段重塑国家在边疆的政治权威和保持东西部地区的社会平衡。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西进”战略的发展动力和最终的发展归属在哪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不断变化,两个战略层次的关系也逐步的开始变得明朗,并被赋予更高层次的功能。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和国内学者王湘穗从地缘政治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共同探讨了中国的全球战略(陆权和海权的平衡)问题。他们认为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过度依赖海洋通道的外贸出口的经济结构,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国土安全与地缘政治都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因而建议国家应该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向西开放,加强欧亚陆路交通网络建设,通过将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向西转移西,将欧亚大陆特别是欧洲市场有效地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中国在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政治与经济势力的均衡分布。[7]叶小文在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后指出:“中国向西开放的地缘政治目标,是以和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方式为主要手段,通过中亚,重新打通欧亚大陆的联系,并且提出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的近、中期目标,通过与欧盟的对话合作,建构起远期欧亚大陆经济、政治合作的新秩序。”[8]简言之,中国的“西进”战略的最终目的地是欧亚大陆的腹地,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区域。因为,只有足够大的外部市场潜力才能为中国“西进”战略提供持久的动力,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才能得到长久的保证。 

  中国的“西进”战略由此变得清晰,中国“西进”战略是指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支点,上海合作组织地区经济整合为基础,欧洲市场为终端,将中国的经济力量向欧亚大陆有序地逐步展开,最终实现国家政治使命和全球战略布局。以此逻辑,中国西部大开不仅要改善西部的基础设施、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深化市场制度为东部产业的有序转移提供条件,而且应该从更高层次的发展角度结合西部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进行设计。 

  对于西部地区是否有足够的潜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依然存在着众多的争议,[9]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脆弱的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和社会习俗对产业布局的影响,而且通往欧洲的必经之地——中亚地区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个重要的障碍。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和快速发展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西进”战略在中亚地区经济合作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中国“西进”战略中面临的问题 

  中亚地区的地理位置、能源储备、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威胁地区发展的极端主义势力的存在决定了其在中国西进战略系统的重要性。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将有助于降低中国“西进”战略的不稳定性,也有利于加深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在本地区存在着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众多的地区组织试图推进地区的整合,然而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地区整合产生了阻碍。 

  目前,在中亚地区经济整合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地区组织主要是欧亚共同体和俄白哈关税同盟。相比之下,其他的中亚经济合作组织远没有实现建立初的目标尽管中亚地区的整合被广泛的提及,但是该地区没有展现出任何程度的地区整合成就。大部分国家更多的倾向于单独设计政策,导致了大量的冲突。[10]中亚地区内部关于水资源利用、能源开发、民族矛盾、移民、环境等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部分是由于苏联时期留下的问题,也是民族国家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延伸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在中亚众多的地区合作组织框架中得以有效解决。从中亚地区整体来看,即使中亚在地缘上占有很大的优势,然而由于历史缺乏政治统一的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利益意识,复杂的人口构成、文化多元化以及不同的地缘政治地位,使中亚国家易于受不同外部力量的影响而难以形成一个区域整体。[11]中亚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似乎是由基于过去长期的民间贸易活动来维系,民间贸易往来仍然是中亚地区经济整合的重要力量,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部分缺乏政府管理的中亚国家,跨国的民间贸易活动能够有任何的下降,但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经济的繁荣和自由化能够发生多少变化。[12] 

  从组织间的利益分配角度来看,地区国加入不同的区域经济组织必然会有选择的参与,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最大化。但过多的区域组织协议使得中亚各国在很多组织中的身份重叠,需要与诸多不同组织中的其他周边参与国进行沟通,加大了协商的成本,反而制约了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对此,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认为,尽管中亚五国存在着大量的便利化贸易协定,但这些协议多半困扰着和阻碍了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这些协议制定者的政客们更多的是被个人利益所驱使,在地区合作中倾向于多样和复杂的性协议,以加强他们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议程,却漠视中亚地区整合的共同利益。[13]在很多情况下中亚国家参与的组织和达成的口头与书面协议众多,却大多决而不行,合作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始终存在,很多的地区组织被虚化,成为有名无实的地区形式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组织,同样也面临着来自中亚国家各种不同利益的影响。一个国家对参与的地区经济组织的重视程度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的结构密切相关。中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很强,但中亚国家在众多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与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之间的贸易也在不断增加,完全融入上海合作组织并不是中亚国家的首先目标,这些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和外部经济体的介入都消蚀了中亚国家融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性。虽然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禀赋的不同会增加贸易的机会,但是各国并不知道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大国的要素禀赋对该国相同产业造成的损失,比如失业、民族工业的衰落、经济结构的失衡等动态效应,特别是对中国的进入,一些中亚国家还持有一定的疑虑。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温家宝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总理峰会上曾多次提出关于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但其他国家并没有做出相应的积极回应。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虽然目前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主要是集中在双边领域的合作,无论是在资源领域还是非资源领域双边合作的效率都要高于多边合作,致使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整合力度弱化。多边合作项目和机制发展缓慢,客观上造成了双边合作大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印象。[14]因此,众多的中亚地区经济组织不仅加大了中亚国家在协商与执行相关协议的困难,也分散了其对每个经济合作组织的注意力,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整合进程。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在众多的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竞争中协调成员国的利益冲突是上海合作组织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西进”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国推进中国“西进”战略发展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保持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将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西进战略提供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二是上海合作组织可以作为沟通中国西部地区与欧亚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在陆路交通网的建设、贸易联系等方面提供沟通与合作的平台,为西进战略提供组织保证。 

  (一)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地区一体化中的作用 

  中亚地区存在着的众多问题,实质上是国家利益问题。尽管地区一体化有助于解决中亚国家共同面对的地区外部性问题,但囿于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使得本地区向一体化的进程至今没有出现任何迹象。上海合作组织地区承载着具有不同文明、不同历史、不同经济规模和不同政治发展方式的国家,以何种理念和方式协调成员国的利益冲突,并将这些国家整合在一起共同治理本地区存在的问题是决定上海合作组织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十一年的发展,在各个领域达成了诸多协议,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就本组织将要建成一个什么类型的组织,与其他地区组织有何不同,以及本地区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它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一直以来并没有被明确的表述。20126月,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达成的两个主要的纲领性文件:《规划》和《宣言》给予了明确的答案,即将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组织”和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地区”。[15]“和谐组织”和“和谐地区”的新地区发展观明确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定位和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何落实新地区发展观,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任务。不可否认,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和与相关的地区组织间在经济发展、能源开发、地区环境治理和制度建设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等领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实质上,新地区发展观是以地区发展共识来协调和整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奠定组织理念认同的基础。组织理念与规范对具体的区域一体化实施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后者是推进地区组织理念落实的保证。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跨国的经济形态)、社会一体化(跨国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一体化(跨国的政治相互依存形态)形成的一个整体或相互依存的形态。[16]在本次峰会上,中国分别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层面来推动新地区发展观的实施,具体策略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以经济投入为切入点,建设成为一个能够给各成员国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组织,加大经济投入和智力支持,发展优先领域,夯实本组织的经济联系;二是加强文化和民间社会的交流机制的建设,为新地区发展观的推进提供社会基础;三是提升与其他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战略关系,共同应对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本地区成员国带来的影响,为推进新地区观的落实创造良好的地区政治环境。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利益诉求是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原则基础上,以“和谐组织”和“和谐地区”的新地区发展观来整合不同文化和利益分歧的地区国家,实现成员国在本地区发展中的国家政治利益最大化。在地区与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试图整合本地区总体异质性较强的国家,这样的政治策略对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在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作用无疑是最佳的方案。 

  (二)上海合作组织在沟通中国西部大开发与欧亚大陆经济联系的作用 

  中国应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在交通领域已达成的协议推动中亚地区交通道路设施的建设,来增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乃至欧亚大陆的经济联系。上海合组织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组织制度框架,并就经济、能源、电信、农业和交通等领域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具备了协调各成员国之间多边项目合作的可能性。相对于其他领域,交通领域的合作一般都会途径部分成员国,因此更适合在多边框架内协调。 

  上海合作组织交通部长会议是本组织内交通协调与磋商的主要机制,共举行了四次会议,起草了数个交通领域的合作协议(见表2),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协调国家间利益分歧、提高贸易流量、完善过境能力和协调非关税壁垒等问题奠定了指导协议框架。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将建成“三横三纵”战略规划布局[17],横向通道:中国—中亚—欧洲(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欧洲;中国—哈萨克斯坦—里海—欧洲;中国—中亚—伊朗—土耳其—欧洲),纵向通道:中国—中亚—中东和中亚出海通道(霍梅尼港(伊朗)—中亚—中国;阿巴斯湾(伊朗)—中亚—卡拉斯港(巴基斯坦);中国—中亚—俄罗斯)。同时,中亚地区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已经在整个地区达成一致的认同,包括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联合国经社会、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独联体等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在利益协调上并不像其他领域利益分歧严重。上海合作组织应积极与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地区现存的主要组织进行协商,才能进一步推动中亚地区的交通整合进程,这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渝新欧”线路的成功就是欧亚大陆国家协商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18] 

  2上海合作组织交通运输多边合作协议 

签署的地点 

时间 

上合组织交通运输合作文件(含正在起草的文件) 

比什凯克 

2002-1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一次会议纪要》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一次会议联合声明》 

圣彼得堡 

2003-09 

各成员国加入《欧洲综合运输重要干线协定》 

杜尚别 

2004-11 

落实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04426日在上海签订的《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议》的国内批准手续,呼吁各有关国家采取措施完成有关程序,并保障在各成员国领土内执行该协定,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在2005年上半年制订完成《为国际公路运输创造有利条件政府间协议》草案,其中包括8个议定书 

北京 

2009-11 

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制定 

       

  中国的“西进”战略是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中国的中亚乃至欧亚大陆战略的一个概括。从二者的发展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其有共同之处,即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促进中国在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社会的互动。然而,中亚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地区一体化进程缓慢,必然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进程。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快速发展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的总体“西进”战略中将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国的“西进”战略最根本出路是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中国才有足够的“资本”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乃至欧亚地区的整合与沟通的功能。然而,即使在中国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为西部地区找到了更广阔的欧洲市场和提供了便利的交通通路,西部地区能否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都充满了变数,“供给必然创造需求”这个经济学命题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当俄罗斯的政界和学界的精英们开始思考并以巴西、德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案例建议莫斯科将克林姆林宫迁移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19]我们是否应该大胆的去回顾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黄河上游地区呢?显然,这样的想法不太符合实际,但当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的社会意义和国家对西部地区治理的角度来看,政治中心能够有效地带动社会要素向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也将获得足够多的动力复兴中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我们应该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新的思路,但必须谨慎求证。 

    

  载李进峰,吴宏伟、李伟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月第1版。 



  [1] 连雪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与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曹子坚等:产业转移视角下的西部开发史,《开发研究》2012年第4期。 

  [3]冯邦彦,叶穗瑜:从增长极理论看我国区域经济的梯度开发——兼论西部大开发的推进策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7),第23卷(4)。 

  [4]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5]据吉方统计,20111-11月中吉贸易额为6.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1%。其中中方出口6.66亿美元,增长6.8%,中方进口2860万美元,增长50%。中国为吉第2大贸易伙伴国,第2大进口来源国和第9大出口目的国。资料来源:中国驻吉尔吉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kg.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1202/20120207952456.html2012-02-05 

  [6] Li Xing,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From Japan-led “Flying-geese” to China-centred “Bamboo Capitalism”,CCIS RESEARCH SERIES WORKING PAPER,NO3,2007. 

  [7]高柏:“高铁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个路权战略”,经济观察报,2010-03-14;王湘穗:倚陆向海: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国际关系》2010年特刊。早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两篇文章中已详细的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见叶小文:一个外涉国际战略平衡内涉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理论动态》2003年第1616期;从宗教问题谈到中国的向西开放,《中国宗教》2004年第2 期。 

  [8]叶小文:从宗教问题谈到中国的向西开放,《中国宗教》2004年第2 期。 

  [9] 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和民族领域的研究中,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进行评述。 

  [10] Libman, Alexander,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frm-centered view,MPRA Paper No. 10939, posted 07. October,2008 

  [11]杨恕:中亚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9期。 

  [12] Libman, Alexander,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frm-centered view,MPRA Paper No. 10939, posted 07. October 2008 

  [13] Johannes F. Linn,"Central Asia: A New Hub of Global Integration", November 29, 2007 

  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07/1129_central_asia_linn.aspx 

  [14]刘华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考与建议,《国际贸易》2011年第5期。 

  [1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全文),新华网,2012-06-08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08/c_112153618_2.htm 

  [16] Joseph S. Nye, 1968,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2, No.4, pp.855-880. 

  [17] 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90-119页。 

  [18] “渝新欧”打通欧亚经脉,时代周报,2011-10-13 

  [19]一直以来俄罗斯限于国家战略中心依向欧洲的历史传统和经济能力的相对薄弱,俄罗斯始终无法大规模地对远东地区进行开发。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和俄罗斯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俄对于远东地区开发的决心似乎已经被俄国内政界和学界认可。具体见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