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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安全合作发展评估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5:42作者:李湛军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1期

  【内容提要】地区合作已经成为21世纪一种新的安全、发展与战略思维,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喜欢带上“地区”的眼镜来看待与处理对外政策问题,不仅在地区认同的基础上构造地区内部的国际关系,而且以地区为背景或依托开展与地区外部的国际关系,地区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处理对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不仅能平衡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而且由于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亚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因而能比较有效地维护区域利益和抗衡外来安全威胁。“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集体领导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又一个外交新思维,它在中国现今参与的所有地区合作组织中最能彰显中国的影响力,能为中国探索如何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发挥中国主导作用的经验和做法。“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富有成效,但也存在着五个制约它今后发展的因素,而要解决好这五个制约因素,未来工作中应注重在三个方面上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区域合作 安全机制 中亚五国 中国因素

  

一、“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现今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区域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现今参与的所有地区合作组织中唯一自己能具有主导地位的合作组织。因而其意义对中国来说,非常重大:

  1·能为中国摸索如何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发挥中国的主导作用提供经验和做法。比如,亚欧高峰会是在欧盟和东盟起主导作用,APEC是美国在起主导作用。1995年日本大阪APEC高峰会举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美国会要通过预算问题没能参会,而由副总统科尔代替他出席高峰会,整个会议气氛立刻低调很多。朝核六方会谈,尽管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机制保障作用,但唱“主角”的还应该是美国和朝鲜。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提高,我认为,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利益会越来越大,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地积极和主导性地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和能力。

  2·如果“上海合作组织”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如果将来再能够把印度包括进来,那么将能极大地制衡美国在这一地区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彰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要求美军提交撤出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基地的时间表,为了巩固美军在中亚的基地,美国国务卿赖斯不得不两次飞往吉尔吉斯斯坦,研讨将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迁移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联合采取行动限制美国在 亚洲的行动,可以设想,一旦“上海合作组织”实力更加强大,还会有更多更大的联合对外行动。

  3·“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第四代集体领导人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又一个外交新思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使得中国在冷战时期分清了敌友,找准了外交斗争方向,成功、有效地摆脱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联盟营造的从外交上孤立中国的境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出头”的外交决策,为中国赢得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期。当前,区域合作已被看作是一种新的安全、发展与战略的思维能力,由于全球性的合作往往因为地域跨越大、联络程序长、技术性操作复杂,合作的具体方案常常因为在实践中协调困难而难以形成,因而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形式近些年来方兴未艾。“9·11”事件之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得沉寂多时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在21世纪再度兴盛起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今各国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区域地缘优势的利用与组合,都已经注意到区域合作能最有效地发挥和利用地缘的优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集体继第一、第二代领导人之后,勇于外交实践,积极主导区域合作模式,尤其是成功创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对我国西部的安全与稳定、对我国未来能源主攻战略态势的形成,都将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上海合作组织”已初步彰显合作成效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和发表的文章很多,我不在这里过多评论,只简单提一下:

  1·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使长达7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成为连接五国友好合作的安全纽带;

  2·组织机制基本建成和完善,组织内设有高峰会、部长会、高官会和轮值主席、秘书处以及相应的对话协商机制;

  3·反恐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有效地打击了这一地区的三股势力,尤其是2003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功组织多国部队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应该说,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各项合作中,反恐合作取得的成效最突出。

  4·经贸合作,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一些方面还有新的突破。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现状及存在问题 

  北京外交学院副教授高飞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目前仍处于“初创期”,他的评价和判断可能是基于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已经能看到的成果上。我不这么看,因为到2006年4月,“上海合作组织”就已经成立了10年,一个已经组建了10年之久的组织,我们仍说它是一个初创 期,是否是这个初创期太长了一些。我的评价是,“上海合作组织”目前仍处于组织结构比较松散、合作方式还比较初级的阶段,它在国际众多区域合作组织中,应该是属于“弱势群体”。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已经“喂养”了快10年的“孩子”却总是“喂”不大?我认为主要是有几种因素影响了它对“营养”的吸收:

  1·寻找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不够明晰,大的奋斗目标不够明确,合作成员国想法较多,较分散,缺少合力,难以形成高度的为了共同利益而战的凝聚力。这一点,目前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远不如东盟组织和欧盟组织的发展现状。

  2·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与中国虽然地缘相邻,相互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但与东南亚相比,主体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差距仍较大,这种文化、族源和宗教的相互排斥性,使得人们欲在这一地区形成一股向心力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一点,中亚国家不像东南亚和东亚国家那样,他们跟中国缺乏较多的文化和族源认同感,这增加了如何在组织成员国内部协调好文化多元化的难度。

  3·中国和中亚五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交往力度不够,目前除了高层和官方来往外,两国民间交往与其他地区相比,流量不大,相互还是陌生的,中亚地区国家的许多民众还不知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甚至认为中国民众生活依然如旧,还不如他们,这种情况造成民间缺乏交往的渴望,缺少由下而上的交往推动力。

  4·中亚五国不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结构与中国当前的体制严重不对称,家族式的政治体制和小农耕作式的落后经济模式与中国的体制形成巨大反差,对方有自卑感,生怕在这种组织内的合作会让他们失掉自己民族的独立性,因而有恐惧感,感到中国进入这个地区可能会对他们存在一定威胁。

  5·尝到“中国因素”的甜头不够。中亚地区不乏各类区域合作组织,各类区域组织或多或少都能有助于解决中亚五国与他们区域之外的地区的沟通与合作,但中亚五国之所以仍热心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事务,这主要是冲着“中国因素”而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性的高与低,自然要受到这一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因素给他们带来的受益大,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就大;反之,就小。

四、“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前景及应注意的问题 

  未来前景:富有希望,但任重道远,路途曲折复杂。

  说它未来前景富有希望,一是因为俄罗斯看重这一组织中中俄联合的政治份量;二是中亚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建立通往亚洲的通道;三是无论美俄还是其他大国,基于对各自实力优劣的认识,谁都没有能力独享中亚利益,而且中亚国家不论是谁人掌权,都会将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会改变在大国之间搞平衡的政策,倒向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

  说它任重道远,路途曲折复杂,一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时代以外,在国际多边合作事务上中国一段时期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比较低调,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因而缺乏主导国际事务的实践能力和经验;二是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难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而对于目前极力要摆脱经济贫困境地的中亚五国来说,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经济承载能力,满足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需求,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将无法吸引它们持久参与的热情,加上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对这一地区的不断渗透和干扰,中国要想借助“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地区组织平台实施大的设想和战略难度较大。

  目前,如何运作好“上海合作组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三大问题:

  1·寻找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具体内容是:

  在政治安全合作上,抵制对我们所有成员国都可能造成危险的任何威胁,这是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说过的一句话①;当前,尤其要把打击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当作政治安全合作重点,强化这一政治合作机制。

  在经济贸易合作上,要逐步建立起某些能相互依存的经济共荣圈,特别是在能源和矿藏资源方面的开发和投资方面,要实施大深远战略,争取能在这一地区内减少或最终排除美国因素的影响。

  在反恐防恐合作上,要统一对恐怖主义标准的界定和认识,以使反恐合作能向纵深发展,从而奠定起坚实的合作基础。

  2·要切实帮助中亚五国解决好如何治理贫困的问题,突出经济合作的基础性作用,将中亚营造成中国实现崛起的战略支点 之一。对此,中国国家政府应制定必要的战略实施规划,分期分段地推进,尤其要以能源合作为契机,加深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加大国家政府和国企投资行为的力度,以开办实业和企业为主,以扶贫换石油,减少中国私人商贩地摊式经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亚五国的经济实力如果不能借助中国因素迅速发展起来,那么“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合作就永远无法进入到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但在帮助中亚五国解决好如何治理贫困问题的同时,既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扶贫办法,又要防止背上经济包袱,影响自己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

  3·在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开放进程中,既要密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与交流,又要防止一些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势力利用国境线的开放机会,相互流窜,聚集力量,渗透我西部地区,破坏我西部的安全与稳定。比如,国境线开放后,成员国间的民众交往增多,这也相对方便了东突分裂势力人员在这一地区的进进出出,加上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多数与我国新疆维吾尔民族同属突厥民族,一些人容易对东突分子具有文化和族源的认同感,甚至有可能会同情或支持他们的民族分裂行为。

  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研究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学者海德·米力(Hayder Mili)2005年4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新疆:一个正形成的伊斯兰贩毒通道?》②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维吾尔叛乱分子与基地组织之间,均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有联系,现在有证据显示这种联系开始于90年代,今天仍继续保持着这种联系,而且这种联系现在正有效地开辟一条通道,从阿富汗、中亚和巴基斯坦,将毒品、武器、伊斯兰激进主义一同走私贩运进新疆。阿富汗出产的海洛因有20%进入到新疆。虽然中国已经在漫长的边界线上与周边穆斯林国家建立起了坚固的安全关系,通过增加贸易、铁路和公路来扩展与中亚的联系,而且还扩展了卡拉库兰(古代蒙古帝国旧都遗迹)公路和恢复了过去的丝绸之路,但是这些做法或许将更有助于促进毒品、武器和军事作战人员大批地进入新疆。”

  海德还写到,随着边境地区的开放,中亚地区和中国的新疆正成为“伊斯兰主义分子的走廊”。“维吾尔伊斯兰主义还在力图建立另一个跨国的伊斯兰网络,这个网络的最终目标是将天下穆斯林组成一个国家,成立一个穆斯林王国。维吾尔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意图非常清楚,它就是要营造一个压倒性多数的维吾尔族运动以寻求脱离北京。”

  海德·米力还提到,“这个跨越中亚的伊斯兰网络,它是在一个‘伊斯兰走廊’内部里进行运作,在这个‘走廊’里,相互使用毒品走私路线,提供运送武装人员、武器和爆炸物的便利。在维吾尔族人中间贩卖毒品,或是让艾滋病在这一族群中泛滥,这种对中国凝聚力的潜在性破坏力将比纯粹因宗教和民族问题引发的不稳定性还要大。”

  我将这篇文章的一些段落翻译并介绍出来,意在表达一种观点,不可让中亚和我国西部地区成为毒品走私、武器流通的黑色通道,不可让东突分子借助“上海合作组织”打通的边界开放渠道,成为他们推行民族分裂主义的肆意妄为的“通道”,更不可让“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修筑的公路和铁路 为他们走私贩毒、武器贩运或从事恐怖暴力提供快速的机动运输能力。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违背了“上海合作组织”创办的初衷。

  [本文根据2005年10月29日会上发言整理。]

  作者简介: 李湛军,光明日报国际部高级记者、博士。

  注释: 

  ①俄罗斯《消息报》对俄罗斯外长的访谈录《世界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2002年6月3日

  ②Xingjiang: An Emerging Narco-Islamist Corridor,译自Terrorism Monitor,Volume 3, Issue 8(April 21,2005)

  来源:《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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