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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5:42作者:王金存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

  【内容提要】“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是“上海五国”机制不断加深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对“上海五国”机制的全面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标志着封闭式的“五国”机制向开放性的地区合作组织跨越。它所继承和发扬的“上海精神”,反映了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组织模式以及新型国家安全观。它必将成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构建多极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上海精神”;多极化

  【作者简介】王金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1)09-0076-06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实现了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性跨越,欧亚大陆一个崭新的区域合作组织诞生了。本文就其形成的基础、新老机制的区别及其对成员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意义作些概略说明。

“上海五国”合作机制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基础上形成的,是五国合作机制深入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会晤,讨论了共同边境的安全问题,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开始了“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过程。直到2000年,已分别在上述5国轮流举行了5次峰会。5年来,五国合作的需求和愿望不断增强,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深度和层次不断提升,从而为新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上海峰会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主要内容是:各签约国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互不进攻;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边境地区武装力量的友好关系。这次会议虽说是五国,但又称为“两方”。因为,它主要是解决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与我国西段边界问题,被视为中苏边境会谈在苏联解体后新条件下的继续。其主要目的是增强相互了解和信任,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促进睦邻友好关系。总之,这次会晤的内容比较单纯,核心是避免相关国家边境纠纷或冲突。虽然会议强调信任和合作,但从协定的条文中 仍能清晰地看到昔日摩擦和防范的痕迹。

  1997年4月24日,五国元首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会议,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其基本内容是:将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在双方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在边境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边防部队的人员和主要武器的数量;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等。可见,这次会晤不仅重申而且进一步 丰富和落实了上次会议达成的协议,但核心仍然是解决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问题。

  1998年7月2日,五国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召开第三次会议,签订了《阿拉木图宣言》,其主要内容是: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偷运武器以及走私和贩毒等本地区的公害;本着互利互惠、讲求实效的原则进一步发展和密切五国间的经济关系,等等。《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说明“上海五 国”机制有了重大发展,它已超越了解决边境问题的狭窄范围,阐明了进一步发展和增强五国关系的原则,表达了五国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全面发展和合作的愿望,特别是共同打击危害五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民族分裂势力等公害的宣示,已超出了五国之间关系的范围,具有突出的地区乃至世界意义。

  1999年8月24~26日,五国首脑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召开第四次会议,签署了《比什凯克声明》,除了重申前几次会议的精神和协议之外,还特别强调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行为;五国决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主权、安全 及社会秩序的行为;加强五国间经贸合作,积极寻求开展多边合作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决定在比什凯克建立“反恐怖活动协调中心”,从而形成了“上海五国”第一个针对外部势力采取协同行动的机构。[1]

  2000年7月5日,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了“上海五国”机制第一轮会晤的最后一次会议,签署了《杜尚别声明》。《声明》对“上海五国”机制形成以来的成果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明了该机制的宗旨和原则,并提出了该机制深化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包括:为适应新世纪五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必须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上海五国”机制;要使该机制进一步制度化,单一的首脑会晤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逐步形成五国多层次多方面的合作机制;为了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更有效地联合打击上述种种危害各国安全的公害,必须深化五国在政治、外交、经贸、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声明》大大拓展了该机制的视野,阐述了五国对诸如联合国宪章、国家独立和主权、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作用、武力干涉以及反导弹条约、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阿富汗等一系列重大世界性问题的共同态度和立场。[2]所有这些问题都远超出了五国之间相互关系的范围,而且声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际上是五国对科索沃战争以来世界重大热点问题的联合声明。

  除了上述峰会之外,在此期间还建立了执法与安全、国防、外交等部门领导人会晤机制。“上海五国”机制发展和演化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注和希望参与该机制的国家在增多。据各方面的信息,不仅前苏联中亚地区各国,而且巴基斯坦、蒙古乃至土耳其、印度等周边国家也透露出以某种形式参与该机制的意向,乌兹别克斯坦已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五国”首脑会晤,并正式提出了作为一个同等成员参加该机 制的要求。“上海五国”机制的第一轮五次会议的历程表明,它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步步深入,不仅超越了最初确定的解决边境安全问题的狭窄范围,而且超越了“五国”的界线,越来越具有区域组织的色彩。“五国”的概念和思路已经不能适应该机制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组建新的区域合作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 

  今年6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六国元首会晤,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会议通过和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简称《宣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上海五国”机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宣言》指出:“六国元首高度评价‘上海五国’建立五年在促进并深化各成员国之间睦邻互信与友好关系、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一致认为‘上海五国’的建立和发展顺应了冷战结束后人类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展示了不同文明背景、传统文化各异的国家通过互尊互信实现和睦共处、团结合作的巨大潜力”。从《宣言》的条文和精神来看,“上海合作组织”一方面继承了“上海五国”机制的基本原则和积极成果;另一方面,与“上海五国”相比,无论是名称和成员,还是功能和运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正式加入,五国机制已经变成了六国机制。这不仅仅是成员国数量的变化,而且其成员组成的原则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由过去那种只能有共同边界的特定国家参加的封闭组织,变成了一个没有国家数量限制的开放性的区域组织,标志着“上海五国”的称谓已成历史。当然,该组织对吸收新成员是相当慎重的,规定了一系列条件。上述《宣言》规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吸收认同该组织框架内合作宗旨和任务、本宣言第六条阐述的原则及其他条款,其加入能促进实现这一合作的国家为该组织的新成员”。这就是说,今后必须经六个创始国讨论协商并取得意见一致才能吸收新成员,新成员必须认同该组织的宗旨和章程,其参与应有利于各成员国的团结合作。这种规定表明,该组织力求发展成一个团结一致、讲求实效的正规合作组织,而并非某种随来随往的论坛或俱乐部。尽管如此,《宣言》突破了具有共同边界这一局限,为更广泛地吸收新成员开了绿灯。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该组织会有新成员加入六国行列,其成员结构的区域性和开放性将更明显。

  第二,新合作组织将由各成员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扩展为与组织外相关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交流和合作的统一体。《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奉行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和合作”。当然,组织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仍然是与外界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但这一规定已突破了上海五国限于内部交流的旧格局,它将以一个地区组织的新面貌,更加积极广泛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活动,对重大的国际问题表明各成员国的集体态度和立场,从而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形势和格局产生更为引人注目的影响。

  第三,新组织的功能明显扩大,由单一、局部的边境范围内相互信任和合作机制变为多领域的全面合作组织。《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1)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2)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3)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4)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四大宗旨包括了组织内和组织外、地区和全球、政治和经济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目标,它不仅是一个开放组织,而且是一个多功能组织。

  第四,组织机制的创立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相对于“上海五国”的一个重大特点。“上海合作组织”与“上海五国”的最大区别就体现于“组织”二字上。如前所述,“上海五国”会议最初还只是为了解决五国边界问题、加强五国边境地区军事透明度和相互信任而召开的。除了确定五国元首和外交、国防部长每年举行一次会晤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之外,并没有什么组织体系和工作机构。严格地说,“上海五国”还不是一个组织,即使称之为“机制”也很不健全。“上海合作组织”既然是一个“组织”,自然就需要有它的组织体系。《宣言》规定:“‘上海合作组织’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元首正式会晤,定期举行政府首脑会晤,轮流在各成员国举行”;“为扩大和加强各领域合作,除已形成的相应部门领导人会晤机制外,可视情况组建新的会晤机制,并建立常设和临时专家工作组研究进一步开展合作的方案和建议”;“为协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部门的合作并组织其相互协作,兹建立该组织成员国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并由外长批准该理事会暂行条例来规范其活动”。可见,《宣言》已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组织体系的设想。当然,“上海合作组织”还刚刚宣布成立,各种组织机构还在筹划之中,目前尚很不健全。

  第五,“上海五国”机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也未制订什么章程,只是陆续提出了一些发展各参加国之间合作的一般性的愿望和原则,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则明确指出,“责成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在本宣言和上海五国元首已签署文件的基础上着手制订《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其中要明确阐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合作的宗旨、目标、任务,吸收新成员的原则和程序,作出决定的法律效力和与其他国际组织相互协作的方式等”。与此同时,《宣言》确定了处理本组织各成员国之间以及该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成员国之间关系方面,《宣言》指出:“‘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是本地区国家几年来合作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应继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将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平等互利,通过相互协商解决所有问题,不谋求在相毗邻地区的单方军事优势”。在阐述该组织处理外部关系的原则时《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3]

  综上所述,“上海合作组织”虽然是在“上海五国”基础上形成的,但它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将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纲领和宗旨、健全的组织机构、严格运作规则的现代国际组织。目前,该组织虽然还处于组建的起始阶段,但它是在“上海五国”机制已经运行五年,并取得明显成果,受到各成员国普遍欢迎,希望参加的国家日趋增多的情况下宣告成立的。该组织已经历了五年之久的实践检验,与类似的新组织相比,它的发展具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坚实的基础。

成员国繁荣富强的重要保障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新千年、新世纪之始新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新型国际组织,上述《宣言》指出:“在21世纪政治多极化、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上海五国’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有利于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共同利用机遇和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可以预见,随着该组织的发展,它将在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这些国家兴旺发达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和可靠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有利于发挥成员国的集体优势,提高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该组织现有六个成员国,地跨亚 欧两大洲,领土面积总合约为亚欧大陆的3/5,人口约为世界人口的1/4,在其辽阔的土地上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日益紧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和中亚各国历史上就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丝绸之路”要道,地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诸多方面的原因,各成员国的这些巨大潜在优势至今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它们的现实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与其具有的潜能还很不相称。“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成员国之间政治、经济合作的加强,必将为这些优势的发挥创造更好的 条件。从长远来看,这一地区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是无可限量的。就发展潜力和前景而言,它是现有的所有地区性合作组织都难以比拟的。

  第二,它有利于维护成员国安全与稳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是世界各种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利益交汇的地区,是各种势力争夺的场所。因此,安全与稳定向来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刚刚独立,百业待兴,这一地区又形成了某种势力或实力“真空”,世界各种势力都在积极向该地区渗透,这些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面临着更为严峻、复杂的挑战。在所有各种挑 战中,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是最现实、最严重的威胁,它们对该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国来说都是心腹之患,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已成为把各成员国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后通过和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该组织决定成立的第一个协作机构就是“反恐怖活动协调中心”。上述《宣言》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尤其重视并尽一切努力保障地区安全。各成员国将为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而紧密协作,包括在比什凯 克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中心。此外,为遏制非法贩卖武器、毒品、非法移民和其他犯罪活动,将制订相应的多边合作文件。”《公约》除了申明“为打击威胁各国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而进行有效的合作”之外,还规定了有关合作的具体方式和程序。[4]当然,“上海合作组织”维护各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功能不仅仅表现为携手打击“三股势力”,它的作用还表现在对世界秩序和安全问题的日益增强的关注和各成员国立场和政策的协调上。此外,各成员国之间互信、互尊、互助和睦邻友好关系的加强,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这对各成员国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它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如今,组建和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已成为一个世界潮流,这乃是正在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和实现形式。现在,各式各样的“经济圈”已达上百个,其中绝大部分是近10年形成的。比较而言,在已建立和正在形成中的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潜力最大。这是因为:该组织不仅具有前面提到的领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等自然优势,而且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各具特色,互补性更强。中亚国家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丰富,但地广人稀,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不发达;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比较发达,技术水平相对高,但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相对不足;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雄厚,技术力量相对强,但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资金不足。这种格局为各成员国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虽然面临不少困难,经济实力还相对单薄,但这种状况在迅速改变。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已经渡过了苏联解体后政治、经济转轨的最困难时期,逐渐找到了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已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恢复时期,形成了相对强劲的增长势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强劲增长,经济实力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不断增强,现在又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宏伟工程。所有这些,都将为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潜力的发挥提供越来越有利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各成员国对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克服发展中的困难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愿望和需求。而它们之间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高度一致和相互配合,又为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如果说其他合作组织主要以成员国之间经济上的互利和互补为基础的话,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则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互利和互补基础之上。而且,二者之间又是相互推动,相辅相成的。从实践来看,近几年来,各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在迅速发展。例如,2000年我国仅上海一市对五国出口就达2.4亿美元,进口2.44亿美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2.6倍和5.36倍。今年上海仅1~5月份对五国的出口已达1.15亿美元,进口达2.95亿美元,分别比1997年全年增长近1倍和6.7倍。到今年4月份,俄、哈、吉、塔、乌五国在上海的直接投资有19个项目,投入外资689万美元。[5]可见,我国上海既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祥地,又是正在复兴中的古老“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它将成为把各成员国联系起来的重要枢纽。

  综上所述,政治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形成的起点,经济合作则是其深入发展的落脚点和基础。共同打击三害、维护各国安全与加强经贸合作、促进各国发展,将是该组织的两大系统工程,是其巩固和发展的两大支柱,而补充和加强经济合作这一重要支柱,则是它相对于“上海五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正是这两种合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体现了各成员国团结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为这些国家全面合作、共同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和增添了新力量。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其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影响,而且其世界意义和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种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的典范。在这方面,“上海五国”机制形成的、并被“上海合作组织”继承的“上海精神”具有突出的意义。它是在概括和总结“上海五国”机制一系列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理念,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为国与国之间解决争端、发展合作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模式。根据上海会议通过的各项文件和各国领导人的讲话,可以把这种精神归纳为:“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概括说来就是: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谋求霸权;开放而不排他;大小国家平等协商而没有强权;成员国互利和集体安全而不针对第三国。[6]它既体现了“上海合作组织”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反映了其作为一个新型国际组织的基本特 征。“上海合作组织”这种政策理念的宣示,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普遍认为,它将成为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理性化和合理化的典范。例如,日本《每日新闻》一篇文章指出:“上海五国已发展成常设而且在广泛领域合作的组织。作为地区合作的典范,将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7]

  第二,它已成为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构建多极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这首先表现为,“上海合作组织”所体现出的“上海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相对立的巨大感召力量。各成员国在这一精神支持下而产生的团结奋斗的成果,将更加有力地激励这些国家乃至世界人民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业已形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则是把中俄两国紧密联结起来的最重要的政治纽带。事实上,“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结果。它在推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的同时,必将使该组织成为一个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基地。“上海合作组织”及其前身“上海五国”通过的各项文件,特别是2000年通过的《杜尚别声明》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声明》针对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强调指出:“各方表示坚决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重申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正当权利,反对以人道主义和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彼此为维护五国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所作的努力”;“各方重申将恪守尊重人权的原则,同时认为在运用该原则时必须考虑各国历史形成的特点,强调运用这一原则不能违反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各方注意到当今世界面临的政治和其他挑战,包括试图改变业已形成的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惯例;强调将坚定不移地推动加强联合国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惟一普遍机制的作用”;“各方反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私利垄断全球和地区事务的企图”;“各方强调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并严格遵守1972年签署的禁止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导条约,认为该条约是维护战略稳定的基石和进一步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基础”;“各方认为,在亚太地区部署集团性的封闭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导致军备竞赛升级”;“各方对阿富汗持续不断的军事政治对抗深表关切,认为这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等等。事实上,这一声明反映了“上海合作组织”六个创始国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共同立场,它们已成为该组织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纲领。

  第三,它受到了各国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已成为影响世界形势和格局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力量。在“上海五国”机制刚刚形成的时候,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舆论多半认为,它不过是中国与前苏联地区相关国家解决边界问题的一种安排,而且竭力渲染各当事国之间特别是中俄两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断言它不可能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进行有效的合作。例如,美国国防信息中心《防务箴言》周刊2000年底一篇文章在评论“上海五国”上述《杜尚别声明》时断言:“尽管‘上海五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并发表了反对美国单方面行动的声明,但是,它不可能拥有持久的影响力。‘联盟’中的两个大国不愿意建立更加重要的关系并且争相对同一批国家施加影响。不同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将促使它们相互竞争,从而导致‘上海五国’关系紧张的冲突”。[8]“上海合作组织”的 成立、其成员国增多,使人们不得不对这个新生国际组织的生命力和世界影响力刮目相看,一些西方人士又转而渲染它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霸权的挑战。例如,日本《每日新闻》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与俄罗斯之所以积极组建“上海合作组织”目的就在于,“通过与上述国家加强合作,对抗美国的独霸地位,促进世界的多极化”。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则说:“普京上海之行说明中俄美三角关系有所变化”,“普京在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首次首脑会晤之前参加上海五国会议增加了莫斯科在外交上的分量,同时表明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国家团结一致反对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立 场”。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宣称“不针对第三国或第三集团,但这个组织已经成为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堡垒。”[9]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也说:“上海峰会之所以深受瞩目,多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目前世界面对美国超强独霸的时刻,峰会所体现的是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对美国来说,上海峰会是一个异类,因为美国政府以分化的手段对待中俄两国,可峰会却导致中俄走在一起,并把周围一些国家团结起来,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也是无可奈何的。”[10]这些评论虽然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忽略或抹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公开申明的“不结盟”和“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而突出该组织宗旨和目标与美国霸权主义对立的一面。它们虽然有明显的片面性或偏颇,但也反映了该组织发展的客观趋向以及它们对该组织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注释: 

  [1]以上资料参见俄通社——塔斯社2000年7月3日俄文电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题因特网2001年6月17日《资料库“上海五国”首脑会晤》。

  [2]新华社杜尚别2000年7月5日电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题因特网2001年6月17日《资料库“上海五国”首脑会晤》。

  [3]以上引文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载《解放日报》,2001年6月16日。

  [4]“上海合作组织”签署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载《解放日报》,2001年6月16日。

  [5]《解放日报》,2001年6月14日文章:《上海与“五国”经贸升温》。

  [6]见江泽民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等,载《解放日报》,2001年6月16日。

  [7][日]《每日新闻》,2001年6月16日文章:《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

  [8][美]亚当·伯杰:《“上海五国”:隐含的分裂》,载《防务箴言》周刊,2000年12月21日。

  [9][美]《华尔街日报》,2001年6月15日文章:《普京上海之行说明中俄美三角关系有所变化》。

  [10][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2001年6月15日文章:《上海峰会意义日见凸现》。

  [责任编辑:谭秀英]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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