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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的文化合作探析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4:42作者:李葆珍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11年5期

  作者简介:李葆珍(1964-),女,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内容提要: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在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文化交流在外交中的运用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某些文化强势的国家,通过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向别的国家推广其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政治制度,以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另一种是各国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沟通、影响、学习和促进,增进各国人民彼此的了解、理解,培养国家间的共识和互信。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差异,中国积极主张推动文化交流以增进彼此了解,加深互信,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凝结起牢固的文化纽带。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和总理会晤的相关倡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文化部长会晤的推动下,成员国间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成员国间的互信,也提升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个21世纪建立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的影响力。

  关 键 词:上海合作组织 文化合作 互信

 

一、引言

  

  笔者认为,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内容,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的凝聚力与吸引力。文化的凝聚力能够克服国别、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分割,把属于相同文化的人类群体团结到一起。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特别是宗教因素,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在冷战时期分属不同国家集团的国家走到了一起,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①。

  文化凝聚力是就一个人类群体内部而言,文化吸引力主要是指人类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文化吸引力来源于文化形象。一个人的文化形象来自他的家庭传统、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和教育背景,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文化气质,决定了一个人文化形象的优劣。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源自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历史传统和政策制度等。历史的发展证明,在某一种文化兴盛发展到高潮的特定历史时期,它就会对周围的文化形成吸引力。中华文化极盛时期的唐朝,就吸引了来自中亚、日本、朝鲜等众多国家的留学生及国家使者。

  就客观现实而言,文化交流在外交中的运用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某些文化强势的国家,通过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向别的国家推广其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政治制度,以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另一种是各国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沟通、影响、学习和促进,增进了各国人民彼此的了解、理解,培养了国家间的共识和互信,由此带来了国际的协作和合作,给世界传递着友谊与和平。随着近现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形成,几乎每一种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吸纳着异质文化的合理成分。不同文化在珍视和认同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也在扩大,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及在此基础上达成的相互尊重,构成了整合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异质文化认同的不断扩大和文化矛盾的弱化无疑有助于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合作,并促进全球的协调发展。

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差异   

  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构成的共同区域约3020万平方千米,总面积约占欧亚大陆的2/3,人口达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这确实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然而,这一广袤区域和众多人口也因包含着巨大差异而潜藏着冲突的根源。最主要的是历史上形成的复杂地区文化结构,对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进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包含的地域横跨欧亚大陆,是当今世界民族文化成分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尤其是中亚,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欧亚大陆的联结点和战略接合部。由于中亚地区历史复杂,中亚国家不仅在地理上与俄罗斯、土耳其、中东阿拉伯世界、阿富汗、中国西部相毗连,而且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联系。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地区,使中亚的地缘文化变得更加复杂。多种文化以及承载这些文化的各民族能否和睦相处,直接关系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稳定与发展,当然也关系到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的发展前景。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民族和宗教问题总是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剥离。从广义的角度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而从狭义的角度讲,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和价值的体现,而宗教是文化的信仰表现形式[1]。因而,在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差异性时,必须与民族和宗教的差异性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上海合作组织所包含的区域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上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地区民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会导致民族关系的松散性甚至民族间的相互排斥,当民族间的相互排斥进一步恶化时,就会导致地区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而民族间的这种相互排斥在地区合作中的反映就是地区合作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影响地区合作的开展。

  从文化地缘因素来看,上海合作组织中文化最为复杂的中亚地区处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的交融和冲突的漩涡之中,这些文明在此演绎了无数次的碰撞、冲突、交织、融合;同时,历史上几乎所有曾经称雄于世的帝国都把中亚地区作为欧亚地理连接的关键环节和交通枢纽加以控制,马其顿人、波斯人、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以及后来的沙皇俄国和英帝国,均曾将中亚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源于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文化特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内容,均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次次强权博弈中发生位移和割裂,形成了当今这一地区不同文化及数百个民族相互竞争与并存的既成事实。这些民族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有和睦,也有冲突。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它们当中的一些民族极端分子对历史和文化认识上的偏执与现实的权益之争相联系,给广大中亚、中东、南亚等地区带来了动荡与不稳定。

  我们不能否认,由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驱动而一度发展起来的地区合作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各成员国之间的“边界”,但是,地区国家民族文化差异的潜在矛盾却无法消除各国间的文化的“边界”,相反地,随着地区合作的逐步发展和深化,根源于民族文化差异的矛盾也将愈加凸显出来。在当今世界,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引发以至于加深的国际冲突并不少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9•11”事件导致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交恶。另外,巴以冲突愈演愈烈难以解决也是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所引发的。当然,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现实的权力之争,但是现实的权力之争背后都有着浓重的文化背景因素,而且现实中一旦权力利益之争上升为文化冲突,那么任何形式的妥协都将被认为是对传统和民族文化乃至于是对国家的一种背叛,因此,冲突的政治解决难度也会增加。

  中、俄、哈、吉、塔五国因安全利益发起“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强化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海合作组织在其成立宣言中写道,成员国“一致认为‘上海五国’的建立和发展顺应了冷战结束后人类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展示了不同文明背景、传统文化各异的国家通过互尊互信实现和睦共处、团结合作的巨大潜力”[2]。但这种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不同文化国家(文化的复杂度大于其他地区)的合作难免会出现一些隔阂,隐藏一些矛盾而影响合作的进展。

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合作深化了相互间的信任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开展文化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六国有着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对进一步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有高度的共识;六国各自的民族文化是东、西方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代表性;六国山水相连,地缘相近,文化资源丰富,便于开展形式多样的多边和双边文化交流活动;古“丝绸之路”曾将中国和中亚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等领域的密切合作为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及总理会晤的相关倡议为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起着推动作用。

  2000年7月5日“上海五国”元首会晤发表的《“上海五国”元首杜尚别声明》指出:“各方将致力于使‘上海五国’成为五国在各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地区机制。”“各方将鼓励‘五国’在文化领域发展合作,包括共同举办各种联欢节、展览会、巡回演出,并认为适时举行‘五国’文化部长会晤是适宜的。”[2]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的合作方向之一就是“扩大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及旅游领域的相互协作”[2]。

  2002年4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的文化部长在北京举行首次会晤。部长们在充满相互理解、务实和友好的气氛中讨论了各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和前景,以及成员国在文化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在会后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联合声明》中部长们达成以下共识:各方一致主张在全球化过程中充分尊重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提倡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各方一致表示,由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晤时共同确立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原则是各成员国之间开展文化合作的基础;各方深信,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加强各成员国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双边和多边文化合作,这次部长会议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文化合作项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4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倡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各自拥有独特的人文资源,合作潜力巨大。要努力扩大文化、教育、科技、旅游、新闻等领域的合作,增进成员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②2005年他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和深化在文化、救灾、教育、旅游、新闻等领域的合作。要加强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中方将为此拨出专项资金,在3年内为其他成员国培训1500名不同领域的管理和专业人才。”③在2007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以推动成员国间的文化合作,他说:“本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不同文明交相辉映。加上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域内生活着世界半数人口,共有300多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文明。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要全面开展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特别要为青年一代交往创造条件。中方决定,设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华留学奖学金项目,在现有双边协议以外,每年向每个成员国提供20个,共提供100个留学奖学金名额。中方建议,成员国轮流举办青年学生交流营活动。作为开端,中方愿邀请其他成员国50名大中学生于2008年寒假期间赴中国海南参加交流活动。中方希望,各成员国相互积极推广语言文化教学。中方愿为各成员国汉语教学提供更多师资和教材支持,也希望各成员国支持中国的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教学和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世界的一大盛事。中国愿为成员国在奥运期间展示本国文明成果提供舞台,欢迎成员国来华参与奥运框架内有关文化活动。”④

  经过各方的积极努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双边及多边文化合作逐步落实到了行动上。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决定,每年的峰会期间举行成员国艺术节,与会国元首集体出席艺术节开幕式。如今,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成员国文化艺术节,举行了7次成员国文化部长会晤,制定了成员国多边文化合作计划,以推进多边文化合作。

  在上海合作组织文化部长会晤的推动下,各成员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加强。主要表现在:

  第一,举办文化节、文化日甚至“国家年”活动。2002年4月,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了“中国文化日”;2004年4月,在上海举办了“阿拉木图文化节”;2004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了“中国文化日”;2004年8月,在阿拉木图举办了“新疆文化周”;2005年5月,在中国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文化日”。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文化合作取得重大发展,这一年中,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艺术节,在俄罗斯举办了“和平玫瑰”青年专业艺术节,在杜尚别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电影节,在塔什干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绘画展和工艺美术展,在吉尔吉斯斯坦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伊塞克湖国际运动会。

  在2006年、2007年中俄互办了“国家年”。丰富的活动,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中俄“国家年”俄方组委会主席梅德韦杰夫2007年11月20日对新闻界说,作为中俄两国间史无前例的重大活动,中俄互办“国家年”的最主要成果是帮助两国人民加深了相互了解。他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问题时说,在“国家年”框架内,两国相互举办了数百场活动,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俄“国家年”最显著也是最主要的成果在于,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有了更好的了解。他认为,尽管过去两国间并不缺乏信息沟通,但人们对对方国家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完整,部分人还对对方持有不切实际的成见。经过互办“国家年”活动,两国民众的彼此认识变得更加深入客观,人民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好、更密切⑤。

  2006年3月22日《欧洲时报》载文高度评价中俄互办“国家年”,文章指出:尽管互办文化年或国家年,并非中俄间的创举,但作为两个拥有数千公里边界线,有着历史恩恩怨怨的强大邻国,走出这一步,仍然说明双边关系已经升华,进入文化认同与人民理解的新高度。文章认为,中俄“国家年”的举办,必将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加强两种文化相互的价值认同,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将为共同实现“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⑥。

  2008年2月26日至28日,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文化合作专家工作组例会在秘书处举行。各方就2007年8月16日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落实计划草案及文化合作专家工作组工作计划草案等交换了看法,并研究了出版《文明面对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概览》画册、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节及其他文化领域的联合活动等问题,以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

  第二,开展教育合作。2005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专家会晤审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草案,各方初步达成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教育和科学领域交换大学生、研究生和专家,各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的倡议,即建议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相互承认学历及学位证书机制,以及研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教学形式和机制。在2005年10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教育部长会议的决定。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以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在教育领域的合作。2006年10月18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次教育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六国部长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教育领域多边合作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研究了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的具体措施,决定成立成员国常设教育专家工作组,批准了专家工作组工作条例,并责成专家工作组继续就制定成员国政府间学历证书及学制互认协定文本草案开展工作。2005年10月正式启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学生组织在中国西北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计划,目前已有大批来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大学生在这所高校学习。

  上海合作组织的文化合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各方正努力探索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完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艺术节的机制。2008年2月26至28日,上海合作组织文化合作专家工作组例会在秘书处举行。各方就2007年8月16日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落实计划草案及文化合作专家工作组工作计划草案等交换了看法,以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增进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2008年10月24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二次教育部长会议上,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教育部长宣言》,并讨论了组建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大学的构想。2009年11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项目院校工作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俄双方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10所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项目院校的26名校长、副校长和代表出席了中方项目院校工作会议,并与来自俄联邦教科部、教育署和5所俄方项目院校的12名代表就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创建工作进行了研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创建工作正式启动。2010年9月23日,第三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举行,各国教育部长重点就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实施进程、教育质量监控和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达成广泛共识,并共同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共同行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纪要。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发言中指出,教育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在加强成员国间全面了解、巩固本组织发展社会基础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构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成员国项目院校将通过这一平台联合培养本组织各领域合作所需的高水平专业人才。各方应不断提高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教育标准和质量,使其成为高质量教育的典范[3]。

  注释: 

  ①经济合作组织(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是一个国际性的地区组织,于1985年由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发起成立。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经济、技术、文化合作与交流。1992年该组织新增七个成员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②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4年6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6/18/content_1532550.htm。

  ③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讲话,新华网2005年7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7/06/content_3179996.htm。

  ④胡锦涛发表题为《加强睦邻互信推动和平发展》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07年8月16日http://www.gov.cn/ldhd/2007-08/16/content_719067.htm。

  ⑤俄高官:中俄“国家年”主要成果是两国人民了解加深,新华网,2007年11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eenter/2007-11/21/content_7118779.htm。

  ⑥中俄关系揭开历史新篇章,中国商务部网,2006年3月21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russia/subjecto/200603/20060301735569.html。

  

  [1]俞新天.民族、宗教和文化:东亚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2):46-50.

  [2]外交部亚欧司.上海合作组织文件选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焦新.袁贵仁出席第三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N].中国教育报,2010-09-25(1).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11年5期

 
参考文献: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一种新的国家实力资源——“软实力”而在外交领域加以广泛和充分地运用,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