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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贸易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与矛盾

发布时间:2013-12-12 16:14:41作者:史崇理(LeeSkluzak)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从上合组织所在中亚地区的有组织毒品贸易的视角看,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日益成为影响上合组织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反毒品贸易政策上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反毒品问题是中亚地区第四股恶势力,应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优先方向,反之可能对其构成不良后果。为此,上合组织应采取加强边境安全与海关检查、澄清上合组织以及其他与其优先方向类似的地区多边机构关系等措施。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毒品贸易;国家俘获;安全

  【中图分类号】D8.80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3-0051-(08)

  

  一、概述 

  “安全”这一概念本身是多方面的。冷战时期的传统的两级格局所提出的一系列安全的概念,都是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避免战争或诉诸战争来保护国家利益,就被看作了国家安全的终极目标。李普曼(WalterLippman)对这种安全观做出过很好的诊释,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安全在于其核心价值没有遭到损害的危险,当这个国家希望避免战争时,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如果不能,它能够通过战争的胜利来维护它。”[l](P53)但是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骤然下降。与此同时,一个越来越广泛共识是,未来的安全威胁,很少会是国家间的冲突,而是 国家内部的冲突。全球化的兴起进一步确认了这样的判断。全球化使得许多围绕着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同时,这些跨国问题也需要被放在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平台上来面对和解决。同时,人道主义干预和国际警察的行动,也在检验和历练着新的关于安全的概念。现在,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决策者,都认识到并关注着毒品贸易和有组织犯罪对中亚安全局势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在中亚的有组织毒品贸易这个视角,来分析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间题如何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中重要 因素。

  毒品贸易并非全新的现象,从1979年苏军占领阿富汗开始,阿富汗的鸦片种植在过去25年内飞速增长,最终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鸦片生产国。

  苏联解体后的1991-1992年,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中亚国家毗邻阿富汗鸦片的主产区,其独立后松散管理的边境加之自身的贫困和腐败,都为毒品的流人创造了条件。过去15年来,中亚的毒品贸易数t稳步增长,并且深深渗人其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而且造成的影响远不限于中亚地区本身。从社会层面来看,毒品贸易的增长已经对公共健康造成了极大影响。[3]艾滋病的高感染率与麻醉品交易和静脉注射吸毒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亚地区。在这些国家里,接近88%的艾滋病感染发生在使用静脉注射麻醉品的人群中[4](pl2)。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东欧和中亚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地区。[5](p3)在同一份报告中,世界银行把毒品贸易及其引起的艾滋病与经济、社会后果联系在一起。每百分之一的人口感染艾滋病,就会使经济发展倒退0.5到1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还必须把医疗预算提高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才能控制局面。[6](p3)

  此外,日渐猖撅的毒品贸易还可能会颠夜国家的经济基础。农民不种植谷物而种植利润更高的鸦片,会从根本上损坏国内的生产。在阿富汗,32%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鸦片行业创造的[6](p9)。或许更为糟糕的是,毒品产业不可避免地会对财政脆弱的国家造成腐蚀性的影响。在这样的国家内,犯罪集团会常常会利用官方渠道,通过合法投资来洗黑钱。这样,他们的收人就不受国内司法的监督,同时还获得了法定的保护以及在海外的安全。贿路、勒索、暴力是这种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欺骗和恐吓政府官员是常有的事情,这种行为终将有损于公众信任和国家的合法性。在一些情况下,有组织犯罪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它们仅仅是满足于打理低级别的公务人员,其余的大部分活动是暗中操作。但是还有更为严重 的情况,即体制的犯罪化,不仅相关的负责人员接受贿赂,默许犯罪发生,而且更加主动地为犯罪集团提供便利。[7](p41),这样的情况对国家政治、军事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有恃无恐的犯罪集团会极尽所能地制造混乱和无序,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行动和利益。通过贿赂等取得的对政治精英的更大的影响,从而使得这些人纵容或者与犯罪分子共同犯罪,这样,就可以降低其交易成本,提高毒品贸易的利润。目前关于“俘获国家”的机制的研究、毒品贸易与资助暴力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正在兴起。[5](p18)有关“俘获国家”的研究表明,国家机构变得如此无能,以至于它们不 再维护公共利益,转而成为犯罪组织或公司的延伸。[8]无论是国家参与了犯罪活动,还是其被迫远离政治方程,两者皆对政治、军事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很明显,毒品贸易对国家安全造成多方面的威胁,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层面.同时,任何解决的方法都必须考虑到该问题跨国家的特点.毒品贸易一般在缺乏监管的边境地区、贫穷国家和经济不稳定的社会较为猖撅。一个国家行之有效的政策会轻易地被另一国家的腐败和不稳定而打乱。因此,通常会在区域或者国际层面上来努力解决问题。

  本文将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分析该组织的反毒品贸易政策。成立于2001年的上合组织原本是为了解决边境争端以及建立地区军事信任,现在则把打击在该地区的毒品贸易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在如何具体地完成这个任务上面,还有很多争论。具有不同历史经验和国家利益认知的各个成员国,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以下本文将从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对付毒品贸易的不同经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差异。

  在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中,我认为中国是受毒品贸易影响最小的国家。我在这里将分析,中国的态度是如何影响(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妨碍)上合组织目前的发展的。因为中国政府似乎把互不千涉内政原则置于首位,而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的腐败和“俘获国家”的威胁,放在次要的位置。对于莫斯科而言,它面临着毒品贸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艾滋病的传播、个人吸毒,到国家官僚腐败现象的普遍化,特别是那些反腐败、反毒品的官员的腐败问题。中亚国家的情况与俄罗斯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截止到2006年,濒临阿富汗的中亚国家几乎已经垄断了所有的毒品生产①,变成了阿富汗及其他国家毒贩贩运毒品的理想通道。

  二、中国:戒备与预防 

  当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濡要在四股势力方 面加强合作: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和毒品贸易”时[11],他用的是中国独特的表达方式。“四股势力”的表达,是中国常用说法的一种套用。上海合作组织正式的提法是“三股势力”,指的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

  就像在其他领域内的政策一样,中国打击毒品贸易的战略,也可以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背景来理解。中国的战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确保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通常毒品贸易被认为是内部腐蚀的源泉,同时也是分裂主义者用来聚敛资金、达成其极端目标的途径。这两个方面的威胁,都对中国现在 的经济现代化和发展造成了威胁,而且还可能对体制的合法性以及法规的权威造成威胁。从内部政策上看,中国历来对毒品犯罪都实行强有力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向于实施严打和改造政策。同样地,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以使毒品远离中国为首要目标。边防武警和海关人员是确保中国安全的前沿;严打国外的毒品贸易,也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剥夺维吾尔分裂分子资金和回旋空间的做法。中国的内外政策反映了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反毒政策;这个政策主要是依靠边境控制、内部警备与执法和情报共享。

  中国的历史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严防毒品的泛滥。首先,在中国人的观念 中,人们一直把毒品尤其是鸦片与“百年耻辱”的鸦片战争联系在一起。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发动的,结果是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鸦片一直被看作是一种屈辱,这就减弱了对鸦片的需求。另外,毛泽东时代的孤立政策,也阻止了毒品贸易的发展。所以,中国国内的毒品犯罪以及由于毒品交易所导致的政府腐败现象,在中国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强大的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毒品整顿。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把毒品拒之于国门之外,同时严厉打击国内的毒品。这样的政策对现在的中国很有用,但是对其他国家不一定奏效。

  尽管中国有严禁毒品的历史,但是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毒品注射和艾滋病的传播也迅速在中国芡延。改革开放使沿海城市迅速发展,但同时中国的边界和海关更加开放,另外,中国的西北和南部,也暴露在源自阿富汗和缅甸的“金三角”的传统毒品运翰通道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毒品创造了市场.在毛泽东时代,人均收人很低,使得人们不可能沉迷于昂贵的毒品。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980美元,2005年人均GDP增长到6292美元),更多的居民已经有能力购买非法产品。中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已知吸毒者人数已从1995年的56万上升到2003年的100多万。[12](p146)近年来,毒品数量的增加也使得毒品价格降低。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对毒品查禁最为严格的国家,是中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有了零售价在13美元/克的毒品,尤其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p20)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在国内主要通过严惩毒贩和严格控制瘾君子来打击毒品贸易。定期的“全民禁毒活动”一直是当前中国国内毒品控制的主要政策。2004年在国家公安部的组织下,开展“禁毒人民战争”,17000多个缉毒小组拘留了将近273,000个吸毒者。那些被测试为阳性的吸毒嫌疑者将会在政府的拘留所被扣押,最长达三年。[13](p26)

  1983年中国对新疆地区的毒品贩卖活动实行“严打”政策,是中国“禁毒人民战争”的先兆,同时也是中国禁毒的对内、对外政策之间的一个合宜的连接。当时,维吾尔族动荡已经达到暴动的程度,新获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甚至在北京也出现了爆炸事件,这些使中国政府的加大了“严打”力度。中国为此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了修改,特别加大了对贩毒罪行处罚。新的法令规定:生产贩卖毒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对其进行终身监禁甚至死刑,而不再是原来的五年有期徒刑。[15](p39)这些措施已经永久记录在1990年颁布的《关于戒毒的决定》里了。此决定规定:携带海洛因超过50克者,或者携带鸦片超过1000克者,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这样严格的法律制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历史经历;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原因也促使中国采取此种政策。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毒品贸易是维吾尔族分裂势力的主要资金来源。对于大部分叛乱分子而言,毒品贸易利润最丰厚,同时也是最安全的敛财渠道。[8](p42-50)在中亚地区,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权力不够强大,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众所周之,该地区的其他极端主义势力,特别是乌兹别克伊斯兰 运动(IMU),在毒品贸易当中表现得异常活跃。这就意味着,东突厥斯坦运动(ETIM)也可能在从事毒品贸易。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上措辞严厉地指出,毒品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联系。在2004年,他再次表明中国政府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决心.中国政府将竭力控制毒品走私和武器的扩散,为该地区邻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14]毒品贸易被作为一个单独的力量,与“三股势力”相提并论,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个政策决策的影响。

  中国政府的反毒政策的对外功能是维持周边邻国的稳定。中国政府需要保护这些国家,打击那些与毒品贸易相连的恐怖组织,和那些试图颠覆政府的政治运动,以便断绝中国国内极端分子的国外支援。加强中亚国家的执法能力、开展国际情报合作、通过打击毒品贸易切断“三股势力”的经济来源,都自然地能够为中国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在该地区开展跨国合作能够防止毒品从中亚国家流人中国。加强中亚国家的警备能力,把毒品贸易控制在国境之内,实际上也为中国构建了一个缓冲地带。

  总之,中国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政策在本质上是以预防为主。中国一方面力求帮助中亚邻国加强执法能力,同时也在加强自身对边境的管理。中国能够有效地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国内稳定、政治体制强大,同时这个体制不受有组织犯罪的腐蚀影响。至少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相比,中国在这方面与众不同。不幸的是,这也使中国看不到这场反毒战争的许多更为棘手的地方。

  三、俄罗斯:腐败与毒品 

  中国政府卓有成效地打击了毒品贸易,然而俄罗斯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经历了一场“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毒品贸易趁机兴风作浪、猖撅一时。据俄罗斯官方 估计,俄罗斯的鹿君子占当前人口的2%-4%(大约400万到500万),是十年前吸毒人数的十倍。[15](p17)吸毒者在地域分布上也更为广泛。1985年,只有四个联邦区有吸毒者的报告,人数为1万。今天,有30个联邦区有吸毒者的记录,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没有一个城市能免于毒品的毒害。[15](p198)随着对毒品的使用和需要的增加,俄罗斯也成为国际毒品贸易的一环。路易斯·雪莱(Louise Sheney)认为,“俄罗斯已经真正地进人了国际毒品贸易行列”;在许多地区(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哈巴罗夫斯克)没收的毒品当中,其中将近80%来自国外。[17](p15)俄罗斯的毒品贸易与国际毒品贸易相互交织,使其由此成为阿富汗海洛因进人欧盟国家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俄境内的麻醉剂,尤其是海洛因贸易,对俄毒品使用的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92年之前几乎没有没收海洛因的事情,但自此之后,对海洛因的扣押迅速上升。在1996年,俄罗斯只有14个联邦区上报没收海洛因事件,但是到2000年,俄罗斯的79个联邦地区存在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海洛因犯罪现象。[18](p25)由于容易获得和价格的下降,静脉注射成为主要的毒品使用的方式。[19](p24-25)吸毒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据报告显示,莫斯科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当中,有6写的人至少已有过一次吸毒的记录。[18](p199)俄艾滋病统计数据表明,目前艾滋病病例当中的3/4是直接由吸毒者(在17-30岁这个年龄段当中)静脉注射引起的。[18](p200)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艾滋病患者集中在静脉注射的吸毒者当中”。[20]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毒品问题更为严重,影响着更多的人,同时由于艾滋病更加重了俄罗斯人口危机,也导致了卫生部门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执法机关、边境和海关官员,甚至是军队积极地为毒品贸易提供便利。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毒品使用者的访谈,都证实了巡逻官员要求贩毒者付 “保护费”。实际上,有人估计,30-90%的巡逻警察从贩毒者和吸毒者那里索要贿路以及其他形式的勒索。[20](p27)

  但是军队和边防的情况更为糟糕。俄军队和安全力童已成为毒品进人前苏联的主要通道之一。俄向阿富汗、车臣、塔吉克斯坦派遣的军人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困境.自然条件的恶劣,以及毒品的普遍,使得在军队中的吸毒者逐渐上升。据俄国防部统计,俄陆军和海军的兵员中有10%的人吸毒成瘾。[18](p199)俄部队40%的新兵因为健康的原因被送回家,其中20%是吸毒者。[18](p199)军人微薄的工资和道德危机,构成了腐败的土壤。或者是为了支付自己吸毒的开支,或者是为了寻找收人来源以弥补工资收人的不足,俄罗斯军人在毒品交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俄罗斯,由于军人享有的诸多便利(如军人可以免于常规的海关检查、部队物品可以在整个国家畅行无阻),军人在毒品贸易中很有优势,也很搜长。俄边防部队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也存在着进行毒品贸易的情况,腐败案件很多。在2003年,俄罗斯安全局边境安全分局的几名二级准尉,因为从事多达数公斤之重的海洛因走私活动而被捕。[18](pp205-206)在2004年,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边界的俄边防官兵因涉嫌毒品走私被捕。

  总之,与中国相比,俄国的毒品问题要严重得多,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最糟糕的是,毒品走私正在严重腐蚀那些负责反毒的执行权力机构。虽然中国或许能够依靠边境巡逻和海关检查来防范毒品,然而在俄罗斯却不是这样。毒品走私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执法的问题。所以,俄罗斯需要先出台对付腐败的有效政策,才能制定出恰当的反毒品政策。

  四、中亚:转型和“俘获国家” 

  在后冷战初期,中亚的国际环境和网络条件非常有利于毒品走私。一方面,阿富汗的鸦片种植早就是各种各样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主要收人来源,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撤消了对它们的财政援助,这 项收人对于这些组织就更加重要了,军阀群体更加依赖毒品贸易来坚固自己的地位。随着塔利班最终占据了喀布尔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北方联盟反对派的许多成员齐聚到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潘杰希谷地,这使得沿着原先“北方”路线出现了一大片鸦片流动区。此外,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需求的增加,又推动了毒品通过中亚流动。

  正当毒品贸易在阿富汗日益猖撅之际,刚独立的中亚国家正忙于维护自己的主权。在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行政区划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它们不是单个的、自我维持的政治实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中 亚的组成部分。源自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水资源得以灌溉乌兹别克斯坦的棉田。本来可以通过水力发电获取的能源结果是由莫斯科提供的。因此中亚国家很少进行独立的经济活动,导致国家的物质基础相当薄弱。再者,大部分中亚国家和它们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在心理上做好独立的准备。大多数领导人都是仓促地完成从共产党的领导人向国家合法性的象征的角色的转变。民族主义尽管具有增强凝聚力和国内团结的作用,但显然是不够的。中亚国家更注重的是如何维持同莫斯科的友好关系,而不是如何煽动出民族主义的自豪和团结的激情。因此,中亚国家治理的意识非常薄弱,导致政府很容易 受到腐败的侵蚀。

  在有的中亚国家中,由于缺乏强大的国家合法性和物质基础,导致发生了全面内战。在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领导的“塔吉克斯坦人民阵线”(PTF)同“联合塔吉克反对派”(UTO)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对抗。从1992年到1997年的历时5年之久的内战使得毒品交易控制了社会的大部分。“联合塔吉克反对派”与阿富汗北部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其大部分交易沿着崎岖的阿富汗一塔吉克斯坦边界以及在边远荒僻的戈尔诺一巴达赫尚山区里进行。“联合塔吉克反对派”中的主翼力量伊斯兰复兴党甚至能在阿富汗的昆都士等两省设立了基地。“联合塔吉克反对派”参与毒品贸易不仅大大增加了塔吉克斯坦内部和外部的毒品生产、贩运以及消费,还为塔吉克斯坦整个国家的犯罪化打开了便利之门。当1997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付诸实施时,有30%的政府职位分配给了“联合塔吉克反对派”的代表。其中大部分的代表积极地为围绕毒品贸易的犯罪活动提供方便。权力分配协议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塔吉克领土处于“联合塔吉克反对派”的直接控制之下,尤其是塔吉克与吉尔吉斯的边境地区。这为毒品走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通道,并持续地威胁着国家的边界安全,腐蚀着国家执法机关。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提供了另一个国家政权被全副武装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削弱的例子。“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起源于原先活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谷地的激进的伊斯兰运动.但是,在塔吉克内战爆发前夕,该组织被赶出乌兹别克斯坦,其大部分成员随后与“联合塔吉克反对派”联合起来,推翻了总统拉赫莫诺夫及其领导的“塔吉克斯坦人民阵线”。他们反对1997年的和平协议,认为这阻碍他们实现在中亚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目标。随着内战结束后,大部分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逃到阿富汗,通过贩 毒活动积聚实力和财力以求东山再起。就在这短暂的间歇期间,一向积极参与毒品贸易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明显开始将首要目标定于犯罪活动。

  叛乱武装或恐怖团体通过参与毒品贸易得以维持其势力,它们在中亚无疑起着破坏性作用,而与此同时,一般的有组织的犯罪也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共同选择政府来实现它们的犯罪目标。“联合塔吉克反对派”是一个混合体,通过过去与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组织各种联系和关系来追求政治权力和野心。但也有一些团体纯属犯罪性质,它们没有任何政治目标或议事日程,只想利用国家来实现刑事犯 罪的目的。在中亚,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整体贫困,政府更可能屈服于这些祸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虽然长期受到来自中低级官员腐败的困扰,但还不至于使整个国家机关都被犯罪利益所俘虏。哈萨克斯坦经济相对多元化,可以通过许多种非毒品贸易的方式赚取财富。在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中,中央能源部门目前正发挥着主导作用,为政府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乌兹别克斯坦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经济机会和物质财富更多。基本上,经济越是多样化,毒品构成国家GDP的比率就不会是决定性的。但是有些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两个国家都正处于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在塔吉克斯坦,内战是导致官场腐败的关键因素。吉尔吉斯斯坦所谓的“郁金香”革命也有助于贩毒分子渗透进国家机构。这是因为该国南部是郁金香革命的主要发源地,而这里是贩毒分子和大毒袅的一个重要基地.准军事力量通过有组织犯罪渗透到民众运动中并指导它的方向。[18](p64)尽管许多反对派人士有意疏远那些已知的有组织犯罪,但他们仍旧取得了成功。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作后盾,反对派不得不同这些令人厌恶的家伙合作。郁金香革命之后,对众多对高层官员腐败的指责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并且频繁发生政治暗杀事件,这些正反映了有组织犯罪的影响。这两个国家都很面临着变成“毒品国家”的威胁。

  总之,从中亚角度看,毒品走私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能否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维护自己打击毒品的权威。多数中亚国家普遍存在腐败问题,而毒品贸易对推动这一趋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这样的国家来说,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国家机构能够有效运作。对于其他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而言,该类问题更易处理,但其危险性同样严重。加强边境安全和海关执法当然有效,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许多这些机构受到“俘获国家”和有组织犯罪的困扰。经济发展将有助于缓解毒品走私的根本原因,但是这需要强大的国家机构有效地实施发展计划。因此,有必要对毒品走私的政治问题投人更多的优先考虑和资源。

  五、上海合作组织:前景与矛盾 

  上面简单描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毒品犯罪情况,下面让我们来评估一下该组织的战略目标及政策.应该强调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当前的框架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加强边境安全以及在司法和诉讼方面的合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领域也通常被列为上合组织的战略优先目标。将毒品拒之 境外或者抓获那些试图偷运毒品人境的不法分子显然是打击非法贩毒活动的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努力应得到加强。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加强边境安全和海关检验,必须克服到处存在的腐败现象。如果腐败的边防替卫和贪婪的海关官员使整个政治意志在基层完全偏离了轨道,那么进一步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影响全局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加重了边境沿线的腐败问题。边境安全间题最突出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是最有可能向有组织犯罪做出妥协的国家。这一点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往往被忽视。在该地区存在着一个“犯罪一恐怖网络”,它包括像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这样的反动组织,它们积极从事毒品贸易以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暴力的政治目标。但是,在犯罪活动和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某些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通过拉拢政府来为其进行毒品贩卖创造有利的环境.在后一种情况中,贩毒头子们对是否推翻政府并不关心,他们只希望政府或者支持其毒品贩卖活动,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海合作组织过分关注那些公开宜称以破坏或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团体。这些确实是很明显的、需要应对的威胁,但实际上还存在其他的威胁。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存在着与政府俘获和政治腐败的问题。要在这些间题上取得进展,上海合作组织必须要求其成员国进行政治上的整顿。如此建议并不意味着强制进行民主变革,而是说上合组织必须重新审视其传统的不干涉内政的承诺。为打击毒品贸易,欧盟、北约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都将反腐败和政治改革列为优先目标。在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应有所借鉴,至少应使反腐败成为该组织整体禁毒战略中的关键要素。

  其次,上合组织需要澄清与其它在优先目标上与之存在重合的多边机构的关系。“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CSTO)就是一个例子。该组织本质上由俄罗斯领导并包括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近几个月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b目强了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的努力。除了在中亚地区建立自己的“维和部队”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将反恐和打击毒品犯罪列为该组织在2007年下半年的最优先目标。[23]各国领导人再次重申他们愿意更加积极地参与该组织的行动,与此同时,要求在其成员国之间开展联合禁毒行动并建立一个永久性机构来协调地区禁毒政策的呼声也进一步高涨。[24]“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甚至把触角伸到了阿富汗。喀布尔提出的一项长达四页的建议要求该组织向阿富汗提供援助,援助的形式是帮助后者维护军事硬件及训练部队。[25]通过参与对阿富汗的援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当前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合作水平,而上合组织仍然在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尽管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总统参加过上合组织峰会并表达了进一步参与该组织活动的愿望,但是并没有采取过任何真正的举动。这可能是因为俄仍希望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使“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中俄之间已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莫斯科依然对其崛起中的邻居怀有很深的疑虑。作为一个受中国影响巨大的组织,上合组织经常被视为一个使中国得以正当地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影响的组织。而俄尽管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它仍旧持有大国情结并认为前苏联地区是其独有的势力范围。因而,为了有利于由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任何有可能使中国在中亚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合作都最好被避免。因此,上合组织及其活动将一直处在权力政治的阴影之下。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有助于减少毒品走私活动,但也可能会给该地区的毒品问题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项关于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贩毒路线的研究中,雅各布·汤森(Jacob Townseng)指出,“随着塔吉克斯坦的边防警卫防守能力的提高以及塔吉克和阿富汗之间贸易的增长,贩毒者极有可能更多地采取合法过境手段,而减少对河流运输出人境和非法移民人境手段的依赖”。[26](p73)结果是,贩毒者为逃避检验,很可能会进一步助长各边境当局的腐败行为。这就导致了一个很棘手的悖论。以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贸易的扩大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可能会为缓解毒品问题创造条件,但由于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也有可能给为加强边境安全和海关检验而进行的努力带来负面影响。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要使禁毒政策富有成效,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来专门打击腐 败现象。地区运翰网络的扩展,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贸易的扩大,也都可能带来毒品贩卖方式的变化.近年来与中亚国家联系越来越多的中国就是一个利润丰厚、不断增长的毒品市场。尽管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海洛因已经很便宜,但它的价格仍几乎相当于中亚的五倍。随着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中国西北部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望继续提高,毒品的价格也将反映出这些趋势。因此,利润会驱使贩毒者将其产品输往中国。对于在上合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来说,这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与中亚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密切,一体化程度越高,毒品就越有可能渗透进中国的一些省份如新疆,并进一步向主要的城市市场扩展。

  毒品走私是一个濡要多边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任何一种单一的解决方法都不足以应对这一间题的各个方面。因此,要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上合组织就不能单单依靠军事行动、司法或经济援助等手段中的某一种手段。相反,它应找到合适的方法将这些手段结合起来,其中包括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在这个意义上,上合组织应该看到毒品贸易的政治涵义,并采取步骤遏制腐败的蔓延。这意味着,要保证禁毒政策的成功,上合组织应重新审视其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中亚地区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然的话,其它的地区性组织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北约或欧安组织有可能使上合组织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地位不断走向边缘化。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JJDGJW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史崇理(Lee Skluzak),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注释: 

  ①据估计,全球92%的鸦片产自阿富汗。参见: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06。

  参考文献: 

  [1] Lippman,Walter.U.5.FOreign Poliey: Shield of the Republic,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2] Nicole Jaekson,“The traffieking of narcotics,arms and human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mis)pereeptions,polieie,and realities," Central Asian Survey (Mareh 2005) 24(1).

  [3] Staehowiak,Julie and Beyrer,Chris. HIV FOllows Heroin Trafficking Routes,accesed May 9,2007 at http://www.eurasianet.org/health.security/presentations/hiv-trafficking.shtml.

  [4] Niklas Swanstrom,“The Narcotics Trade: A Threat to Security?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Implications,”Global Crime Vol.8,No.1 (February 2007).

  [5] World Bank,Combating HIV/AIDS in Europe and Asia (2005).

  [6]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Narcotics and Drug Control,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06.

  [7] Svante E. Cornell,“The Narcotics Threat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From Crime-Terror Nexus to State Infiltration?” Th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February 2006,.

  [8] 参见: Hellrnan,Jodl S.,Jones,Geraint and Kaufrnann,Daniel,“Seize the State,Seize theDay: State Capture,Corruption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September 2000). World Bank Polie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444.

  [9] Johan Engvall,“The State Under Siege: The Drug Trade and Organized Crime in Tsjikistan,”Europe-Asia Studies (September 2006) 58(6).

  [10] Maral Madi, "Drug Trade in Kyrgyzstan: structure, implic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Central Asian Survey (December 2004) 23(3-4).

  [11] FBIS-CHN-20070326; "SCO to Intensify Cooperation Against Four Forces," Renmin Ribao, March 27,2007.

  [12] 中国政府白皮书(White Papers of the Chinese Govertunent), 中国的禁毒(Narcotics Control in China),转引自: Niklas Swanstr? m and Yin He,“China's War on Narcotics: Two Perspectives,” Silk Road Paper (Deeember 2006).

  [13] Kasia Malinowska-Sempruch and Niek Bartlett,“‘Who Needs Protecting?’Rethinking HIV, Drugs and Security in the China Context,” China and Eurasia Quarterly,Vol.4,No.1(2006).

  [14]FBIS-NES-2004-0617:“Full Text of Hu Jintao's Speech at Tashkent SCO Sumnut 2004,” Xinhua News Service.

  [15] Louise Shelley,“The Drug Trade in Contemporary Russia,” The China and Eurasia Quarterly, Vol.4,NO.1 (2006),.

  [16〕L.1.Shelley and S.E.Cornell,“The Drug Trade in Russia,” in Andreas Wenger,Jeronim Perovic and Robert W.Orttung (edo.) Russian Business Power: The role of Russian Business in foreign and security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2006).

  [17] Louise Shelley,“The Drug Trade in Contemporary Russia,” China and Eurasia Quarterly,Vol.4,No.1(2006).

  [18] Letizia Paoli,“The Development of an Illegal Market: Drug Consumption and Trade in Post-Soviet Russi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2,21-39(2002).

  [19] 1996年1克海洛因在英斯科价值200美元左右,1997年即将为100-150美元/克,现在莫斯科周边城市价格据悉只有30美元/克。参见Letizia Paoli.

  [2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ummary Country Profile for HIV/AIDs: Russian Federation,” December 2005; http://www.who.int/hiv/HIVCP_RUS.Pdf-accessed May 28,2007

  [21] Maral Madi, “Drug Trade in Kyrgyzstan: strueture,implic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Central Asian Survey (Deeember 2004)23(3-4),.

  [22] FBIS-RUS-20070530,“SCO Special Forees Practice Interaetion During Drill In Kyrgyzstan” ITAR-TASS,May 30,2007.

  [23] FBIS-RUS-20070514,“CSTO Finalizing Documents On Central Aaian Foree,” Agentstvo Voyennykh Novostey,May 14,2007.

  [24] FBIS-RUS-20070523. “Kyrgyzstan to Take Steps to Enhance Security Within CSTO,”ITAR-TASS,May23,2007

  [25] FBIS-RUS-20070514; “CSTO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Afghan Army,” Agentstvo Novostey,May 14,2007.

  [26] Jaeob Townsend,“The Logistics of Opiate Traffieking in Tajikistan,Kyrgyzstan and Kazakhstan,” The China and Euraoia Quarterly,Vol.4,No.1.

  (责任编辑:卢冠霖)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